論公平
唐代：吳兢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于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則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并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況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出閣門后，監門校尉始覺。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戴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之于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撓法耶？”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于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泄，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颎善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系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人，廢書欽嘆！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嘗表廢廖立、李嚴于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圣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長樂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六年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于長公主。魏征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愿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嘆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征，殊未知其故，而今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結發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俟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愿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詣征宅以賜之。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令百官議之，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令宰相妙擇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跡。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舉。”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閹宦充外使，妄有奏，事發，太宗怒。魏征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后，充使宜停。”魏征因上疏曰：
臣聞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眾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遺恨也。
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泛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為國家者，急于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恤，將何以治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為誠直，以同德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于下，臣忠所以不達于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后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于始，必得之于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后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于人者也；以古作鑒，施于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于己之行事，則貌之妍丑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于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為人君者不可務乎？
臣聞道德之厚，莫尚于軒、唐，仁義之隆，莫彰于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為，不可得也。故圣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為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茍正，則奸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圣無不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奸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圣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奸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奸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為曲豉也。六合之民，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為，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奸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奸險之慮，則醇釅之俗，復見于茲矣。”后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
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淵中之魚，取舍在于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為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偽。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為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眾奸，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
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為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為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于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奸，過重則傷善。圣人之于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后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為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
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眾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眾所善，然后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
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煉飾理成辭于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灃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于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為上者以苛為察，以功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訐多為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舍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于人乎！
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為是也，聞于外其何傷？若所以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為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只以取誚，將何益乎？臣又聞之，無常亂之國，無不可理之民者。夫君之善惡由乎化之薄厚，故禹、湯以之理，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王，盡己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為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啟奸邪之路。溫舒恨于曩日，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慎之銘。此則聽之于無形，求之于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圣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
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群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于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于寵秩，意或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于此。雖左右近侍，朝夕階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疏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只可來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后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為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太宗手詔曰：
省前后諷諭，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崩，萬邦涂炭，惵惵黔黎，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輶軒之使；被發左衽，皆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及恭承寶歷，寅奉帝圖，垂拱無為，氛埃靖息，于茲十有余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習，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大神器，憂深責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于公卿，以至隸皂，推以赤心。庶幾明賴，一動以鐘石；淳風至德，永傳于竹帛。克播鴻名，常為稱首。朕以虛薄，多慚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彼巨川？不藉鹽梅，安得調夫五味？賜絹三百匹。
譯文
唐太宗剛即位時，中書令房玄齡上奏說：“秦王府的老部下沒有做上官的，他們都埋怨陛下，說前太子宮和齊王府的部下都比他們早先安排了官職。”太宗說：“古時候所謂的大公無私，是指寬容公正而無私心。丹朱、商均是堯、舜的兒子，而堯、舜卻廢黜了他們，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卻把他們殺掉。由此可知，作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為公，不存偏私之心。從前諸葛孔明，只是蜀國的丞相，他還說‘我的心就像秤那樣公平，不能因人而輕重有別’。何況我如今治理一個泱泱大國呢？我們的衣食都出自百姓，這就是說，百姓的人力已奉獻給了朝廷，而我們的恩澤卻沒有遍及民間，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選擇賢才，就是要安撫百姓。用人只問是否有能力勝任，怎能因親疏、新舊關系而區別對待呢？凡是見過一面的人尚且感到親近，何況是舊的下屬，怎會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勝任，怎能因為是舊的下屬而先任用？如今你們不談論他們能不能勝任，而只說他們有怨言，這難道是至公之道嗎？”
貞觀元年，有人上書請求把秦府舊兵都授予武職，補充進宮中做侍衛。太宗說：“我以天下為家，不能偏私于一人。只要有才能德行的人就任用，怎能因為新舊關系而有所分別呢？況且古人說：‘士兵就像火一樣，不控制就會把自己燒死。’你的提議，對治理國家沒有好處。”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長孫皇后的哥哥）曾經被皇帝召見，不解下腰間的佩刀，向東走上閣門，走出閣門之后，監門校尉才發覺。尚書右仆射封德彝認為，由于監門校尉沒有覺察，其罪行該當死，無忌失誤地帶刀進入，判刑兩年，罰銅二十斤。太宗聽從了他的建議。大理少卿戴胄反駁道：“校尉沒有察覺，無忌帶刀進入，同樣是失誤，臣子位于極度尊貴的地位，不可以稱之為是失誤，按照律法上說的：‘供給皇上湯藥，飲食，舟船，失誤不按照法規的人，都應當死。’皇上如果要將功折罪，從輕處理，這便不是司法部門所能夠決定的；如果應當按照律法，罰款銅不符合法理。”太宗說：“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夠因為無忌是皇親國戚，便想要變動法律呢？”讓臣子們更改命令訂立議案。德彝堅持他原來的想法，太宗即將跟從他的建議，胄又駁斥道：“校尉因為無忌的緣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當從輕處理，如果討論他的過失和錯誤，則是為了感情的緣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頑固地請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這個時候，朝廷大力開展選擇察舉（的活動），有干過奸詐虛偽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們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則至死，偶爾有奸詐虛偽的人事情敗露，胄根據法律判斷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說：“我開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據法律來作決斷，這向天下顯示政府沒有信用。”胄說：“皇上應當立即殺了他們，不是我能夠做到的，既然已經交付司法部門處理，我不敢不按照法（來執行）。”太宗說：“你自己守法，卻讓我失信于天下嗎？”胄說：“法律是國家用來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說話（只）是說話的時候喜怒的表現而已，皇上發動整個朝廷的憤恨，而許諾殺他們，既然知道不可以，卻將他放到司法部門來解決，這是人主小的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認為皇上應當珍惜它。”太宗說：“我的法律有過失，你能夠糾正它，我還有什么可以擔憂呢？”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我近來見到隋代的舊臣遺老，他們都稱贊高颎是做宰相的人才，于是我就去翻閱他的本傳。此人真可說是公平正直，能識大體，治國方面尤其突出。隋室的安危，跟他的生死關系密切。可惜遇到隋煬帝這樣的無道昏君，卻被冤枉誅殺了。我何嘗不想見到這樣的人呢？就連讀書時也時常放下書來對他欽仰、嘆息。再者，漢、魏以來，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他曾經上表把廖立、李嚴罷官放逐到南中，后來廖立聽到諸葛亮逝世，哭著說：‘我們大概要亡國了！’李嚴聽到諸葛亮逝世，也發病而死。所以陳壽稱：‘諸葛亮執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國家，在當時做了不少有益于國家的事，雖是仇人，該賞的也必須獎賞，對違犯法紀玩忽職守的人，雖是最親近的人也必須懲罰。’你們難道不仰慕學習他們嗎？我如今常仰慕前代那些賢德的帝王，你們也可仰慕那些賢德的宰相，如果能這樣做，那么榮耀的名聲和高貴的地位，就可以長久保持了。”房玄齡對答道：“臣聽說治理國家的關鍵，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書》說：‘不結黨營私，王道就浩浩蕩蕩，不結黨營私，王道就平平坦坦。’此外，孔子還說：‘舉用正直的人而廢棄邪惡的人，百姓就心服歸順。’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國原則，確實體現了政教的根本，極盡至公的要義，可以用來囊括宇內，教化天下。”太宗說：“這正是我所想的，但我怎能只對你們說說而不去實行呢？”
長樂公主是太宗文德皇后所生。貞觀六年將要出嫁，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財禮，比當年高祖之女永嘉長公主出嫁時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說：“以前東漢明帝準備封賞他的兒子，說道：‘我的兒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兒子得到同樣多的封賞呢？參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陽王的一半去封賞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為美談。現在皇帝的姊妹稱為長公主，女兒稱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個長字，那么就說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貴，雖然在感情上不盡相同，可是道理卻是一樣的，沒有什么差別。如果公主的禮節逾越了長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夠三思。”太宗十分贊同。于是將這些話告訴了皇后，皇后聽完贊嘆道：“曾經聽說您對魏徵十分敬重，可是對于其中的緣故知之甚少，現在聽到他進諫的這番話，可見他能夠用道義來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國家社稷忠臣啊！我和您結發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禮待，情深意重，每當有話要說的時候，也要察言觀色，尚且不敢輕易觸怒您的威嚴，何況作為臣下，和陛下情誼疏遠、禮儀相隔呢？因此韓非子將此稱為‘說難’，東方朔將其稱為‘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對于擁有家國的人來說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納這些忠言，國家就能長治久安，如果杜絕這些忠言，政局就會混亂不堪，我希望您能夠仔細體會其中的含義，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長孫皇后請求太宗派遣中使帶五百匹錦帛送到魏徵家中賞賜他。
刑部尚書張亮因謀反罪被關進監獄，唐太宗下詔，命令百官商議懲處他的辦法，許多人都說張亮應該殺頭，只有殿中少監李道裕上奏說張亮謀反的證據不足，應赦免其無罪。但唐太宗當時正處在盛怒之下，竟把張亮給殺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選擇稱職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薦人才，唐太宗都沒有同意。太宗說：“其實，我已找到合適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擬議處置張亮的辦法時，說‘他謀反證據不足’，可見此人很公平。我當時沒有采用他的意見，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為刑部侍郎。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現在孜孜不倦地尋找賢才，想要把心思都用在治理國家政治上，一聽說哪里有賢能的人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們還是議論紛紛，說‘那些官員都是朝廷重臣的親戚、朋友’。但是你們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諱和回避，古人說，‘推舉人才對內不避親，對外不避仇’，只要推舉的人是真正的賢才。唯才是舉，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仇人，也不可不推舉。”
貞觀十一年，當時常常有宦官外出擔任使者，他們欺瞞朝廷，胡亂上報情況，事情敗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氣。魏徵說：“宦官雖然卑微，但他們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發表議論，容易使天子輕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現在陛下圣明，可以無此顧慮，可是為了子孫后代，不可不斷絕這種禍患。”唐太宗說：“不是你，我怎么會聽到如此中肯的意見呢？從今以后，宦官不可再擔任使者。”魏徵事后又寫了一篇奏書，進獻唐太宗：
我聽說國君貴在表揚善事，貶斥劣跡，親近君子，遠離小人。如果善事得到發揚，那么君子就會為國效勞；貶斥劣跡，那么小人就會自行隱退。親近君子，那么朝廷不會有劣政，遠離小人，則不會偏聽。小人并非沒有微小的優點，君子并非沒有小小的差錯。君子小小的過失，是白玉上的瑕疵。小人那小小的優點，則如鉛刀上鋒利的地方。鉛刀上那一點鋒利的地方能工巧匠是不會看重的，這小小的優點不足以掩蓋許多缺點。白玉微瑕，好的商人不會嫌棄，小小的斑點不會妨礙白玉整體的美麗。贊揚小人的優點，而認為這是對善的正確判斷；貶斥君子的過失，而認為這是對惡的正確判斷，這如同認為蒿草和蘭花的香味一致，白玉和頑石的質地一樣，是美丑不分，善惡不辨，這也是屈原投江自盡，卞和吐血的原因。如果認識了玉石的差別，蒿蘭的不同，但不能進善退惡，也是不明智的，這也是歷史上郭國之所以被齊國所滅、史魚之所以抱恨終生的原因。
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愛護百姓，廣開言路。能從各種途徑選拔人才，但陛下喜好賢才卻不善于選擇賢才，痛恨邪惡，但還沒能遠離小人。并且，陛下言語毫不隱諱，疾惡如仇，聽到善行未必全信，聽到劣跡就認為絕無錯誤。雖有遠見卓識，但臣恐怕陛下有些地方還有不妥之處。為什么呢？君子愿意表揚別人的善行，小人專門詆毀別人的缺點，如果聽到劣跡就確信無疑，那么就會助長小人的氣焰。聽到善行就懷疑，那么君子會很失望。為了國家的利益著想，急于進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結果反使君子受懷疑，小人得志，那么就會君臣失序、上下隔閡、國家混亂。哪里還稱得上政治清明呢？并且，世俗之人，缺乏深思熟慮，喜歡搬弄是非。一般而言，我們把戮力同心做好事稱作同德，把一起參與做壞事稱作朋黨。可現在清濁同流，善惡無別，把奸邪的人視為誠實正直，把同心同德的人稱作朋黨。被稱作朋黨的人，他們的言行就不被信任；被稱作誠實正直的人，那么他們的一切都是可取的。這就是為什么陛下的恩德沒有散布臣子中間，臣子的忠誠沒有傳達到朝廷上的原因。地位高的大臣們不敢矯正朝廷的偏差，地位低的臣子們又不敢指出來，于是這種做法就形成風氣，對國家極為有害，這足以助長奸邪，擾亂視聽，如果不斷絕這種風氣的根源，將貽害無窮。幸運的是，如今國家還沒有出現大的禍害，這完全歸功于陛下的深謀遠慮，國政現在雖然有所偏差，可是必然能夠改正。如果現在遇到小的禍害，不加以制止，任由其發展，將來定會悔之莫及，這樣的話，既不能將社稷傳給后代，又拿什么作為后世的楷模呢？揚善除惡，有利于人，以古為鑒，有利于己。照容貌，要用平靜的水面做鏡子；照自己的德行，要以前的圣哲作借鑒。如果能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為自己的借鑒，那么自己行為的善惡就一目了然，何須史官的評判，何須百姓們的議論，帝王自然會功勛卓著，聲名遠揚。國君追求的不正是這樣嗎？
我聽說，若論道德的崇高，沒人可以超過黃帝、堯帝；若論仁義的深厚，沒人可比得上舜帝、大禹，如果要追慕黃帝、唐堯的風范，追上虞舜、夏禹的業績，只有推行道德仁義，擇善而從。如果不能選拔有才能的臣子，而把政務委托給凡庸的人，他們沒有眼光和胸襟，必然會使國家的大體喪失殆盡。如果嚴刑峻法，以控制天下的百姓，要想無為而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圣賢的國君治理天下，移風易俗，不用嚴刑峻法，只是推行“仁義”二字，沒有“仁”就無法廣泛地在天下施行，沒有“義”就無法端正自身，用“仁”來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義”來端正自身，這樣，國家政務就可以不嚴酷而達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嚴峻而有所成就。仁義是治國的根本，而刑罰是治國的輔助手段。用刑罰來治國，就像趕馬車用鞭子，百姓們都已服從教化，那么刑罰就沒有地方可施行了；馬能自覺地盡力奔跑，那么鞭子也就沒有什么用處了。由此可見，刑罰不能使國家太平，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所以王符在《潛夫論》中寫道：“帝王的治國之道沒有比道德教化更重要的了。百姓有自己的本性、情感，行為、風俗。本性、情感是根本；行為、風俗是枝節。因此圣明的君主治國，崇本抑末，順應民心，從而矯正他們的行為。百姓本性純正，那么奸邪之念就不會產生。所以有著上上智的圣人，無不關注和教化民心，所以說：‘聽百姓的心聲，順從民意，是為了讓百姓沒有意見。”君王用禮去教化百姓，使他們本性淳厚，明白他們的心愿。百姓相互愛護，堅守仁義之道，那么就不會彼此傷害懷疑。這些都不是刑罰能夠辦得到的，只有依賴教化之功。圣人崇尚道德禮儀，輕視刑罰，所以舜命令契推行五教，可是后來又讓咎繇設置了五種酷刑。立法的目的，不是為了制裁百姓的短處和錯誤的，而是用來防范邪惡、補救禍患、約束邪惡從而使其納入正道的。人們受到好的教化，就會懷有君子之心；受到惡政的統治就會產生邪亂之意。所以好的教化對于人民的作用，就像釀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樣。全國的老百姓就像溫室里有待發酵的豆麥，怎樣發展變化，全在于治政者的善惡啊！遇到好的官吏就心懷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壞的官僚就心懷奸邪而言行淺薄。人們都忠厚了，就可以使國家太平；人們都淺薄了，就會導致國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酷刑。德，是用來要求自己的；威，是用來管束別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爐中化金一樣，鑄出來的東西的方圓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狀啊！因此，世事的善惡，風俗的厚薄都取決于一國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懷有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意，有奉公之善而無奸邪之惡，那么淳樸的風俗就又可以出現了。”后來的帝王雖然不能這樣崇尚仁義，也應當慎重地運用刑典，力求公正無私，所以《管子》上說：“圣君用法度禮儀而不用酷刑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營私之心。”所以能夠取得天下，治理好國家。
貞觀初年，國家的法令一視同仁，人民如果有違法亂紀的，都依法嚴辦了。即使斷案有輕有重，朝廷聽到臣下議論，無不欣然接受意見。百姓知道皇帝懲罰他們并非出于私心，所以都心悅誠服；臣子看到自己直言進諫并沒有觸犯龍顏，于是也更加盡職盡忠。可是近年來，您處理政事慢慢變得嚴苛，即使仍有網開一面之心，但是仍然過分苛刻地審察，常根據自己的好惡來判斷事物、做出取舍，按照自己的喜好來決定賞罰的輕重。對于自己喜愛的人，即使罪過再大也會網開一面，尋找各種理由為他開脫；對于厭惡的人，即使過失非常微小，也會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罰。執法失去了準確的定罪法則，憑著自己的心情和好惡來減輕或者加重罪名；臣子如果直言進諫，就會被懷疑是結黨營私，欺瞞圣上。因此受冤枉的人有口難辯，知情的官員不敢直言。不去想如何使他們心服，反而只是強逼他們閉嘴，這樣一來，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呢？另外，五品以上的官員犯罪，曹司必須上奏圣上。這樣做的本意是想明察真實的情況，從而酌情減刑；可是現在卻是一味探求小節，甚至有些反而加重了刑罰，致使掌管司法的官員加大了對那些犯法官吏的打擊，甚至因為自己的打擊力度不夠而深感遺憾。有的事情并沒有重罰的法律規定，就在法律之外尋找理由重罰，十有六七都是這樣做的，所以近年來犯法的官員都害怕被皇帝知道，一旦得知自己被交付司法糾察的部門，都覺得僥幸。這致使告訐的人接踵而來，加大治理卻不能平息，君主在上面按照私心辦事，官吏則在下面心懷欺詐，過于追究細節，不顧大體，對一個人處罰，卻引起了眾人的營私舞弊，這是與刑罰的公正背道而馳的，背棄了大禹對罪人哭泣的初衷，這樣卻希望人們和睦相處，使訴訟平息，是辦不到的。
所以《體論》上說：“奸淫盜竊，是百姓所痛恨的。我順從百姓的心意處罰他們，即使過重，百姓也不會認為殘暴，這是因為我是出于公心的緣故。怨曠饑寒，也是百姓所痛恨的，為了擺脫這種境遇而觸犯法律，我體諒他們而寬大處理，百姓也不會認為是偏私，這也是因為我是出于公心的緣故。法律重處的是百姓憎惡的事物，從輕處罰的是百姓所憐惜的。所以應該獎賞微薄卻能鼓勵善行，減輕刑罰卻能禁止奸邪。”這樣說來，刑法如果是出于公心的，那么就沒有什么不可以的，量刑過輕也是可以的。如果刑法是出于私心的就沒有好處了，量刑過輕就會助長奸惡，量刑過重就會傷害到善良的人。圣人實施刑法都是出于公心了，然而仍然擔心有不完善的地方，于是就加上教化來補救，這是古代的人所關注的地方。后世治理刑獄的人卻并不這樣做；還沒有審訊有罪的人，就已經先主觀臆斷，到了審訊他的時候，就將預先想好的罪名強加給他，并且將這種行為稱為有才能；不探究犯人犯罪的原因，卻生硬的將其分類，按照皇帝的旨意作為處罰標準，卻將這種行為稱為忠心。為官有才干之名，事主有忠誠之稱，那么名利都會隨之而來，這些人再驅逐百姓陷入法網，有這樣的風氣存在而想要使國家的道德教化純正、隆厚，恐怕是很難的。
凡是審理案子，都要按照父子的親情，依照君臣的情分，權衡輕重先后，測量深淺程度。展現自己全部的聰明才智，將忠君愛民之心發揮到極致，如果有疑問就和大家一起商討。存在疑問就從輕量刑，這就是對刑法的慎重。所以舜告誡咎繇：“你作為一名官吏，在量刑的時候要心存憐憫。”又規定一個案子要經過群臣、群吏、萬民三次審訊，大家都認可了，才能定罪。可見，律令必然也參有人情。所以《左傳》說：“大小案子，雖然不能明察，但肯定有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但是，那些世俗苛刻、不知變通的官吏，用人情來獲取財物，對有人情案子就放寬處理，對于仇人，就加以陷害。為什么世俗小人的人情和古人寬大為懷的情感有著天壤之別呢？主管部門因為這樣的人情而對司法官員們產生了懷疑，天子又因為這樣的人情而對主管部門產生了懷疑。這是君臣之間上下之間在互相懷疑，這樣卻想要群臣樹立節操，盡忠為國，那就太難了。
凡是審理案件的情形，必須以犯罪事實為主，不嚴刑逼供，不節外生枝，不以牽連的頭緒多來顯示審判者的聰明。所以要對檢舉彈劾的法律加以修正，多方取證，廣泛調查，是為了弄清事實，而不是要掩蓋事實；多方調查，聽取意見，是為了不使獄吏徇私枉法的奸計得逞。孔子說：“古人審理案子，是為被告的人尋找生存的理由，今天呢，是千方百計地要將其置于死地。”所以，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任何案件都要定罪，施展手段強加罪名的情形就出現了。《淮南子》上寫道：“灃水有十仞深，可是把金鐵放在里面也看得見。如果水不清或者很淺，魚也不會在里面生存。”所以，作為上司，把苛刻當做明察，把功多當做明智，把刻薄下屬當忠心，把誹謗他人當功勞，這就像一張大皮，雖然很大，但用來制造用品，就得裁開使用。賞賜應該從重，處罰應該從輕，君王應寬厚為懷，這是歷代帝王普遍的治國之術。刑罰輕還是重，恩遇厚還是寡，被人感念還是嫉恨，這兩種做法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語呢？法律，猶如國家的準繩和天平，天平是用來稱重量的，準繩是用來測定曲直的。法律貴在寬大公平，而判人之罪卻極其嚴酷如今法律輕重全由人的喜怒而定。這就等于舍掉準繩來端正曲直，拋開權衡來確定輕重，怎能不令人迷惑不解呢？諸葛亮只是小國蜀國的丞相，他還說：“我的心是一桿秤，不能因人而使標準有別。”更何況大國的君主呢？在天下升平的時候，怎能隨意放棄法律的公平，讓老百姓心生怨恨呢？
陛下有時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讓別人知道，就以威嚴和權力壓人，以此來消除輿論。只要做得對，讓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對，掩蓋又有何用？所以諺語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若要人不聽見，除非自己不說。”做了卻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鈴，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是荒唐可笑的舉動。又有什么好處呢？我又聽說，沒有永遠動蕩的國家，沒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國君的善惡是根據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湯時天下太平，夏桀、商紂時天下大亂；周文王、周武王時國泰民安，周幽王、周厲王時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盡心盡力卻不埋怨別人，嚴于律己不茍責臣下。所以說：“大禹、商湯責備自己，故國家興旺；夏桀、商紂怪罪別人，所以迅速滅亡。”苛責過多，與惻隱之心相違，其實是為奸邪開辟了方便之門。漢代溫舒曾上書說獄吏太殘酷，只可惜不被采納，我聽說過堯專門設置了進諫用的鑼鼓，大禹樹立了提意見用的木頭，商湯有專門處罰官吏過錯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幾、盤碟、盆蓋上寫有告誡自己要謹慎的銘文，這樣做是防微杜漸，虛心接受各方意見的表現。魏武帝曹操說：“有德的君王高興聽到逆耳的忠言，他們親近忠臣，厚待進諫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國家，避免滅亡的災害。”凡是承受天命君臨天下的國君，縱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難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國家，避免滅亡嗎？然而自古以來能夠功成名就、建立偉業的國君，沒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虛心納諫、改正錯誤的。
以前在貞觀初期，陛下兢兢業業身體力行，虛懷若谷，謙虛待人。因為您聞善必行，即使偶爾有小過失，都可以接納忠言規諫，每當聽到直言良諫，都會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盡自己的忠誠來進諫。但近年來，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滿，處理事務就跟以前不同了。盡管口中高談闊論自己如何痛恨邪惡，卻只喜歡聽阿諛之辭，空口說倡導直言敢諫的行為，卻厭惡逆耳之言。私心漸起，公道日消，路上來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這種變化。自古國家興盛與衰亡，無不因此而起。作為至高無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數年以來，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擔憂群臣不能竭盡忠誠直言國政的得失。我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發現近來臣子上書，不敢暢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評他的缺點，而不見表揚其長處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無上，龍鱗難犯，臣子偶爾有機會，也不敢輕率進言，即使有時上書，也不能全部表達其意，事后再想進言，卻找不到機會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說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晉爵得到榮寵；但是如果萬一忤逆圣意，就會落到恥辱的結局。群臣不能盡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從，與您朝夕相處，但遇到觸犯龍顏之事，都心懷顧慮。更何況一些被疏遠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盡自己的忠懇之意呢？您曾經宣稱：“臣子有事，只管前來進諫，但為什么任何意見，都希望我能采納呢？”這其實是拒絕進諫之辭，而非接納忠言的意思。為什么這樣說呢？臣子冒著頂撞圣上的危險進諫，實則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糾正君王的過失。如果君主一聽見直諫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議也未必能實行，即使讓臣子們盡情直言心中所想，竭盡全力輔佐幫助，仍然會擔心他會恐懼而不能盡忠。如果像陛下的詔書那樣，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順從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夠直言敢諫，不知道這樣臣子應該根據什么樣的標準來進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膽進諫，關鍵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這樣做。因此過去齊桓公喜歡穿紫色的衣服，結果國境之內的臣民再沒有穿其他顏色的服飾。楚王喜歡細腰的美女，結果后宮佳麗很多都因節食而餓死了。像這些供耳目之娛的行為，國人尚且寧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況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誠中正之士，那些忠誠中正之士不遠千里來應招，必定并非難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話罷了，而沒有切實實行的打算，卻要想聽到臣下的忠言，是萬萬不可能的。
看后，唐太宗親自寫了詔書作為答復：
我仔細看了你前后幾次諷喻的奏疏，都情正意切，這本來就是我對你所寄予厚望之處。我當年生長在民間，年幼時，沒有得到老師的訓誡，更很少聽到先哲的至理名言。正遇到隋煬帝荒淫無道，隋代分崩離析，生靈涂炭，天災人禍，老百姓流離失所。我十八歲，就懷有拯濟天下之心，投身軍旅，手持刀槍，不畏寒暑，東征西討，勞碌終日，沒有一天過得安寧。幸而蒼天護佑，遵守廟堂的韜略，使義軍所到之處，都能所向披靡。弱水、流沙這些偏遠蠻夷之地都派遣使者來進貢；風俗大相徑庭的異族，也都身穿華夏服裝。國家法律頒布之后，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我接管天下登上皇位，繼承先帝留下的基業，休養生息，崇尚無為而治，四海升平，塵埃不起，已經十幾年了。這全都仰仗眾位大臣運籌帷幄，善戰武將竭盡驍勇，戮力同心，才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業績。可是我是一個寡德少能的人，卻享受著如此洪福，因此一想到自己肩負天下重任，憂患責任深重，于是總是擔心政治得失，不能兼聽四方民眾的疾苦，因此常常戰戰兢兢，夜不能寐。我常常詢問公卿大臣，甚至是下臣小吏，對人推心置腹，以希望自己能夠耳聰目明，做出一番能夠垂范后世的功德，將其刻于鐘鼎碑石之上；讓我們大唐的德行，能夠永垂史冊。能夠協助我傳播盛名偉業的人，我一直把你當成第一個。我因為自己才德微薄，愧對前世圣君明主，如果不能依靠賢明大臣的輔佐，怎么能夠建立起宏功偉業呢？就好像如果不使用船和漿，怎么能夠渡過大江大河？如果不依賴你們做的鹽和梅，我怎能調出五味？因此，賜給你絹三百匹以示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