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誠信
唐代：吳兢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 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貞觀十年，魏征上疏曰：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于德禮，君之所保，惟在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而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
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于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嘆，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后，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謇諤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郁于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茍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茍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罰加于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污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于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
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于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饋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圣，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后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于有罪，賞不加于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太宗覽疏嘆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征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于道。凡此等事，皆魏征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征拜謝曰：“陛下圣德自天，留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于圣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項氏以無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圣旨。”
譯文
貞觀初年，有人上書請求斥退皇帝身邊那些佞邪的小人，唐太宗對上書的人說：“我任用的人，都認為他是賢臣，你知道佞臣是誰嗎？”那人回答說：“我住在民間，的確不知道誰是佞臣。請陛下假裝發怒，來試一試身邊的大臣們，如果誰不怕雷霆之怒，直言進諫，那就是正直的人。
如果誰一味依順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見，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回頭對封德彝說：“流水是否清濁，關鍵在于源頭。君主是施政的源頭，臣民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詐妄為，卻要臣下行為正直，那就好比是水源渾濁而希望流水清澈，這是根本辦不到的。我常常認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詭詐，所以很看不起他的為人，現在如果讓我也這么做，不是讓我效仿他嗎？這不是實行政治教化的辦法！”于是，唐太宗又對上書的人說：“我要使誠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詐騙的行為損壞社會風氣，你的話雖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納。”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說：
臣聽說國家的基礎，在于道德和禮教；國君地位的保障，在于誠實信用。有了誠信，就不會產生二心。實行德政，邊遠的人民也會來歸順。由此可見，德、禮、誠、信是國家的綱領，貫穿在君臣、父子關系中，一刻也不能偏廢。所以孔子說：“君王以禮對待臣子，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還說：“一個人終有一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無法存立。”文子說：“說出話來能夠使人相信，是因為說話之前已經取信于人，發出令來能夠得到執行，是因為命令之中含有誠意。”說了卻不做，是言而無信，接受了命令卻不執行，是沒有誠意，如果是君王，就會敗壞名聲，如果是臣下，就會危及生命。因此，即使身不由己，處境艱難，君子也不會做有失誠信的事情。
自從陛下登基，實行王道，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國使者前來朝拜，國家糧倉日益充實，國土日益寬廣。然而，我認為如今道德和仁義仍然不篤厚，為什么呢？因為朝廷對侍臣子的態度還不夠誠信，雖然陛下在貞觀初期勤于政務，有一個好的開頭，但卻沒能做到善始善終。貞觀初年，陛下聽到好的意見就很驚喜，到貞觀八、九年間，仍然樂于接受意見。可是，從那之后，陛下您漸漸討厭直言，有時即使勉強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納諫如流了。因此，忠正的大臣，逐漸為了避免觸犯您不敢直言；而那些奸邪之人，正好大肆發揮他們巧舌如簧的本領。他們誣陷與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濫用職權，中傷直言進諫的人是在誹謗朝政。說一個人結黨營私，即使他忠誠中正也會讓人覺得可疑；說一個人大公無私，即使他弄虛作假也不會遭受責備。所以剛強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職守的罪名，忠誠正直的人擔心誹謗朝廷的惡名。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陳述自己的想法，朝中重臣也不能與之爭辯是非。圣上被迷惑視聽，破壞了治政的原則，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這里吧？因此孔子說：“厭惡那些口齒伶俐毀滅國家和家庭的人。”大概說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
況且君子和小人，外表一致，內心不一。君子寬容別人的缺點，表揚別人的優點，危難之時絕不茍且偷生，即使犧牲生命也要成就仁義的美德。小人不知羞恥，不講仁德，不知敬畏，不守信義，只知唯利是圖，誣陷別人于危險境地自己卻茍安于世。如果將危險推給別人，那么他還有什么事情做不出來。現在，朝廷治理國家，將重任委托給君子，可是如果政務有所偏差，就向小人打探情況。對待君子，尊敬卻很疏遠。對待小人，輕視卻又親近。親近小人，那么小人就會口蜜腹劍；疏遠君子，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實情。所以對人詆毀贊譽的權利實際掌握在小人手中，而受到刑罰處置的總是君子，這關系到國家的安危，陛下能不慎重對待嗎？誠如孫卿所說的：“讓有智能的人謀劃，那么愚蠢的人就會議論；讓品行高潔的人實行，那么卑鄙的人就會懷疑，要想事情成功，怎么可能呢？”具有中等智能的人，他們也有自己的能力。可是他們非治國之才，缺乏深謀遠慮，即使竭盡全力，仍然難免失敗。更何況心懷奸邪私利，處處阿諛逢迎的小人呢，這些人難道不是國家的禍患嗎？豎立直木，卻懷疑它的影子不直，即使耗盡腦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這是很明白的事。
如要君王尊禮，臣下盡忠，就必須內外無私，君臣之間相互信任。信任對于治理國家至關重要。過去，齊桓公對管仲說：“我想使酒在酒器中變壞，肉在鍋中腐爛，這樣做對治國無害吧？”管仲說：“這樣做不好，但對治國也無害。”齊桓公問：“那么什么會危害國家呢？”管仲說：“不能識別人才有損于霸業；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當地任用有損于霸業；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損于霸業；信任而又讓小人從中摻和有損于霸業。”晉國的中行穆伯攻打鼓這個地方，一年都攻克不下，饋間倫說：“鼓這個地方的百姓，我是知道的。不必興師動眾、出兵打仗，我就可以攻下鼓這個地方。”穆伯不理他，左右的官員說：“不用一兵一卒，而鼓就可以得到，為什么不聽饋間倫的意見呢？”穆伯說：“饋間倫的為人，奸詐不仁義。如果他奪取了鼓地，我可以不賞他嗎？如果賞賜了他，不是在賞賜奸邪小人嗎？如果讓小人得志，那就是讓晉國的人放棄仁義而宣揚奸邪。即使得到了鼓地，又有什么用呢？”穆伯，是戰國時的大夫，管仲，是霸主的得力助手，他們尚且能夠如此的被重視信用，疏遠小人，更何況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怎能有損于巍巍盛德呢？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別，是非分明，君王必須用恩德來安撫他們，用誠信來對待他們，用道義來勉勵他們，用禮儀來節制他們，然后表揚善行，摒除劣跡，謹慎處罰，明白賞賜。如果這樣做，小人就會無處藏身，君子就會自強不息，推行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就為期不遠了。如果表揚善行卻不能發揚善行，摒棄劣跡卻不能杜絕惡行，刑罰不加于有罪的人，賞賜不加于有功之臣，那么危亡之期，也許保不久就要到來，永遠使子孫后代享受昌盛國運、永享太平，還有什么指望呢？
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嘆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聽到這樣的肺腑之言呢？”
唐太宗對長孫無忌等大臣說：“我剛剛即位的時候，有許多人上書建議，他們有的要我獨攬大權，不要重用臣下；有的要我加強兵力，以使四方少數民族威懾臣服。只有魏徵勸我‘減少武功，提倡文治，廣施道德仁義，他說只要中原安定了，遠方異族自然會臣服’。我聽從了他的建議，終于使天下贏得了太平，邊遠地區異族的首領都前來朝貢，各個少數民族派人前來源源不斷。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勞。我難道不是用人有道嗎？”魏徵拜謝說：“這是因為陛下圣德，用心政務所致，我才疏學淺，承受圣意尚且力不從心，怎么會對您有這么大的幫助呢？”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論語》上說：‘寧可不要糧食也要保持百姓對國家的信任’，孔子說：‘百姓不信任國家，便不能立國。’從前，楚霸王項羽攻入咸陽，已經控制了天下，如果他能夠努力推行仁政，那么誰能和他爭奪天下呢？”房玄齡回答說：“仁、義、禮、智、信，稱為五常，廢棄任何一項都不行，如果能夠認真推行這五常，對國家是大有益處的。殷紂王違反五常，被周武王滅掉，項羽因為無信，被漢高祖奪了天下。陛下之言極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