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韓篇
兩漢：王充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
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行〕，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茍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谷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
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
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義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強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眾，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眾，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強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
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為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強，肯為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眾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眾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
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議，進不過強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強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茍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
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驕，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 “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舍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捫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 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之〕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奸而誅之，子思不以奸聞，而厲伯以奸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
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奸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仆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仆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奸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奸，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是〕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奸，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聞〕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奸，如何？
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奸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奸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奸，奸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奸，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奔，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奔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奸”；不言〔不〕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
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奸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奸，非也。奸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止象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奸。韓子謂之奸，失奸之實矣。
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奸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奸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奸者；使法不峻，民多為奸。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奸而誅之。言求奸，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奸。韓子之言，與法相違。
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奸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奸，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劫不求臣奸，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奸，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王充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范疇。以“氣”為核心范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