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南北朝：沈約
謝瞻、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 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嘆異。初為桓偉安西參軍， 楚臺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于至親。劉弟柳為吳郡， 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為柳建威長史。尋為高祖鎮軍、瑯邪王大司馬參 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
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于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 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以素退為業，不愿干預時 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 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 門。”前后屢陳。高祖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 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 憂懼。
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 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 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 “吾有先人弊廬，何為于此！”臨終，遣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 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為國為家。”遂卒，時年三十五。
瞻善于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秘 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 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 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晙，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嘗藥 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仆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 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咸納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余年。初為 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己蒙超擢，固辭不 就。徐羨之請為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 子世平，又早卒，無后。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祖沈，晉丞相掾。父貵，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 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國常侍。桓玄 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桓玄時議欲廢錢用谷帛，琳之議曰：“《洪范》八政， 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為錢， 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谷，工自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 于錢。故圣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 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谷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 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于自曩。故鐘繇曰：‘巧偽之民， 競蘊濕谷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 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至于廢，有由而然，漢末 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 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 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 用谷之處不為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 于谷邪？魏明帝時，錢廢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 士，莫不以為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谷帛而用錢，足以明谷帛之 弊，著于已試。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 昔晉文后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勛，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 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谷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 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 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 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 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 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 取于廢錢。”
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 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 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踴貴之尤，此 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 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 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 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鐘繇、 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眾矣。降死之生， 誠為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 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 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眾。又今 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于余條， 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
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 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為會稽內史、后將軍，仍 以琳之為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 居著績。
時責眾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庠序，恤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 務農簡調。琳之于眾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 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于內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 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 雖有公卿之貴，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兇穢，則漢用秦璽；延祚 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傳璽，人臣眾僚 之卑，何嫌于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肖實，金銀 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眾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 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兇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 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茍無關于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 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厘革后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士 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于寒庶，則人 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 一罷兇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兇。”
又曰：“昔事故饑荒，米谷綿絹皆貴，其后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 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 器正用鎧而已，至于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 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眾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 久。又晝以御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 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于斯，私服為脂艱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 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余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 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
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 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 貧者為之殫產，眾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 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
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為長史，大司馬瑯邪王從事中 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為吳興太守， 公事免。
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橈。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 事上以奉憲為恭，臨下以威嚴為整。然后朝典惟明，蒞眾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 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 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咨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 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 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兇，敢 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兇勢辀張，有頃 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互行筑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 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兇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 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 犯監司，兇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 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 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兇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逾之。 又宗為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 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 余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治 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 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 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
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傅。覬弟道存，世祖大明 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為侍中， 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農皇，十 朋興于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疏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余食委 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 有訛變，奸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 所通，非復始造之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 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為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兇又減田 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饑于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渴于湯世，其蠹病亦已深 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為貨，事難于 懷璧；萬斛為市，未易于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 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辟。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 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淳反古，抵璧 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于水火。既而蕩 滌圓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后，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 覽其終，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部分譯文
孔琳之字顏琳，會稽山陰人。祖父孔沈是晉朝的丞相掾。父親孔貵，是光祿大夫。
孔琳之剛強正直，有志向有能力，喜愛讀書作文，通曉音樂，特別會寫草書和隸書。本郡任命他當主簿，沒有應命，后來他被征用為本國的常侍。桓玄輔佐晉朝官拜太尉，用孔琳之為西閣祭酒。桓玄時朝廷議論，想廢除金錢，用谷子和布帛交換。孔琳之論述此事說：“《洪范》中說的八大政事，把貨幣放在吃飯后面，難道不是因為交易行為是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項嗎？如果不讓金銀為貨幣，百姓把精力投在鑄錢上，那么必定妨礙他們做其他事，所以禁止百姓造錢是對的。今日農民只管種谷物，手工業者只管制造工具，士農工商各人只管經營他們的事業。又有哪個人用心于造錢呢？所以圣人制造無用的錢，而使有用的物質流通，既沒有浪費多余費用，又減輕運輸的艱難。這就是貨幣表現為龜殼貝殼，歷朝歷代都沒有廢除的原因。谷物布帛是寶貝，用來作為吃飯穿衣。如果今天把其中一部分劃分出來作為貨幣，那么必定有很多損害。而且谷物布匹在商販的手中損壞，在加減乘除中消耗。這樣做的弊端，古人已說得很清楚。所以鐘繇說：‘奸詐的百姓，爭著用濕谷物來抬高價值，制造薄薄的布帛充作貨幣。’魏代歷朝用嚴刑懲治，但沒有效果。所以司馬芝認為用錢不僅使國家富裕，也可以減少刑罰。貨幣之所以沒有采用完全由于戰亂長期存在，以至廢棄是有原因的，漢代末年便是這樣。今日錢已使用，再廢除它，那么百姓一下子便失去了他的錢財。如今搜集天下的谷物，以滿足天下人的飲食需要，有的倉庫充足，有的只是斗把左右的儲存，自然是貧窮百姓依靠富人，達到這一步，完全依靠貨幣。一旦廢除貨幣，那便是被拋棄的東西，有錢無糧的百姓都坐而待斃，這是廢除金錢馬上會產生的禍害。況且今日用錢的地方不窮，用谷的地方也不富。另外人民用錢已習慣了，改變它必然導致混亂。俗話說：‘獲利不超過一百倍，人們是不會改換他的職業的。’況且錢比谷物用起來更方便，魏明帝時，廢除貨幣用谷交換，三十年時間，因為不方便人民生活，于是朝中進行大討論，深通政治經濟的大人物，無不認為應該再用錢，人民沒有反對意見，朝中沒有異議。那個時代尚且舍棄谷物而用錢作為交換工具，足以說明用谷物交換的弊端，已被當年的人們深深認識。世人或者認為魏朝不用錢很長時間，積累了很多錢，所以最后又用了錢，有利公家有利于國。其實并非如此。當年晉文公之所以后賞賜舅犯，而先賞獎成季的忠信才謀，就是因為他認為權謀雖然有利于一時，不如誠信有利于萬世。魏國時一些名臣賢人在朝，君子并列，仔細謀劃天下，商討有利有害的各種大事，決定經營國家的根本方法。如果谷物確實比貨幣方便，應該不只追求一時的方便，而離開永遠有用的順利，這是顯而易見的。這實際上是因為積累的弊端太多而想變革，改造舊的方式罷了。晉孝武帝末年，天下安寧，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百姓樂業，自然谷物豐收，布帛充滿，幾乎家家豐衣足食，從這時的史實來看，錢也不妨礙人民的富裕。近些年來戰亂不斷發生，饑荒交迫。貧寒沒有解決，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明公既然拯救天下，撥亂反正，改革制度，崇尚根本的教化，重視增加農業投資，給人民因時制宜，順其自然，游子蕩夫迷途知返，追逐末利的人自然止息，基本上達到了大家努力種田種地，曠野沒能多余的土地了。從這往前走，太平之日必然可以達到，更不用擔心衣服飲食了。我認為拯救時代弊病，不需要廢去金錢。”
桓玄又打算恢復肉刑。孔琳之認為：“唐堯虞舜制定刑律，夏禹建立法制。大概因為敦樸和刻薄的風俗不同，但是達到政治清平的方法一樣，寬容和嚴厲交替使用，不斷地改變政策適應時代。《尚書》說：‘刑罰有的時代重，有的時代輕。’說的是刑法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三代時期，風俗淳樸，政事簡明，所以當時很少有人犯法；世紀末期，風俗巧偽而政事繁多，所以人們動不動便觸犯刑法。如果三千條刑法在世紀末通用，必然導致鞋價上漲的問題，這正是五帝法律不一樣，肉刑不可以全部恢復的原因。漢文帝表現他的仁厚心腸，感概重新做人的道路未能打開，于是改變古代的法令，在當時被稱為刑法廢除的時代。名義上是輕了，實際上刑法反而重了，反而更加傷害百姓。所以孝景帝即位后，繼續緩和減輕刑罰。刑罰緩和以后而百姓又目無法紀。因刑罰又威懾不了邪惡的人，就要使刑罰達到適中。這也是古人加以稱贊，歷代詳加商討但又沒有解決的問題。兵荒之后，人民犯法更多。斬首的刑罰，本來是斬去右腳趾。漢文帝一錯，沿襲而沒有改變，所以前人感到遺憾，研究它們而又沒有得到解決。鐘繇、陳群的看法小有不同，但都希望用斬去右腳趾代替砍頭。如果按他們說的去做，必然使很多人活下去。免除死亡，刑法確實是減輕了，但人們對于明顯的處罰總是謹慎的，對于看不清的東西總是忽視的，忽視遠方的東西，注意眼前的現象，所以古人鼎盤之上刻有箴言，把用韋玉做的弦佩帶在身上，用以警戒自己細微的地方。況且小人們尤其糊涂，眼中看不見的東西，便忽視而不戒備，每日呈現在眼前的，便心驚肉跳。由此看來，犯了重罪必須處罰，犯了輕罪也不能逃避懲處。這樣就可以保全人們的性命，使人口增加，仁心救人，功效顯著。另外今日所可憂慮的，逃犯首先需要考慮。多次反叛的沒有消除，應該讓那些逃亡的人無處藏身，用以警戒還未觸犯刑律的人，永遠鏟除罪惡的根源。至于其他的法條，應該按老刑罰來。這還談不上適中，可貴的是窺一斑而知全豹，立一條而增進全面地改革。”
桓玄喜歡別人依附順從于他，但是孔琳之不能這樣，所以不被其賞愛。孔琳之接著升任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遇到母親去世，離官去職。守孝期滿，被任為司徒左西掾。他又以父親退休為名辭讓了。當時司馬休之當會稽內史、后將軍，仍以孔琳之為長史。孔琳之父親去世，他又辭官了。守孝期滿，補任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在任上都很稱職，成績顯著。
當時要求朝中大臣談論和陳述建議。一些人認為應該修治學校，減輕刑罰，明確職責和賞罰條例，舉薦人才，重視農業，緩輕征役。孔琳之在眾人建議之外又提議說：“璽書和官印，為的是明確官職真假，向人們表示它的權威。官員中沒有比皇帝更大的，爵位沒有比公侯更顯貴的。而傳國璽寶，歷代連續使用。繼封的文印，也是代代相傳，它的可貴在于古老和沿襲，而不需要改換制造。今日只有尉官這一職務，只用一種印綬。至于朝中內外各種官職，每次升任便全部改換印綬，研究它的本來意義，我還是不能明白為什么。如果認為每個官員姓氏不同，和繼承的情況不同，那么還不像不同朝代的差異。如果談官職的尊卑，雖然公卿的官職很高貴，但沒有帝王那么重要。如果因為某官曾遭受斬殺的懲罰，同時也忌諱那個官職，那么漢朝用秦朝的傳國璽，保存了四百年，沒有聽說秦子嬰因為本身被殺國破家亡，而漢帝王便沒有用傳國璽的。以帝王公侯如此尊貴的身份在傳國璽的使用上毫無懷疑，普通的卑小官職，又為什么嫌惡前人用的官印呢？在古籍上沒聽說這種情況，按事推理也不合道理。反而一年到頭，不斷地刻印鑄印，浪費工夫，消耗物質。金銀銅鐵的花費，簡直說不清有多少，這是不能繼承優良傳統使政治簡明易行的。我認為各個官職都各用一種印綬，不需反復改鑄。如果有新設置的官，或者官員多印綬少，或者印文消失，然后才能鑄造，那么上則有利于國家，不僅是小的好處。”
又說：“喪事的辦理，在古代的典籍中沒有記載，完全是從后世興起的。老習慣成為規矩，成為一般的風俗。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這樣做確實有原因，突然改革必然驚駭耳目。然而這些習慣如果不和人情相關，反而害了百姓。保存它們未必有用。去掉它們未必有害。而且該嚴格遵守古人禮法，改革后來的弊端。況且又損害人們的財物，成為人們的負擔呢。凡是士人的喪事儀式，都從百姓的里巷中傳出，每次有這樣的事，動不動便花費幾十萬，損害人民的財產和氣力，但是并沒有好處。至于寒族平民，則家家竭盡全力。雖然有的家徒四壁，無不傾家蕩產。而所謂的葬禮，怎么到這步田地呢？我認為應該遵守古代的葬禮，罷除過分的禮儀，懲罰那些不遵法規的人，向其余的人示儆。”又說：“當年戰亂頻繁，饑荒不斷，米谷布匹綢緞都很昂貴，之后米的價格平復了，而綢布在今日反而貴了一倍。布帛綢緞價格既然昂貴，養蠶的人就多了，人們雖然加倍的勤勞，但它的高價總跌不下來。我認為導致這樣的原因是有的。在大亂之前，軍隊衣服只用鎧甲而已，至于軍袍軍襖和軍襯衫必須打仗時才發，平時把它們放在倉庫中，永遠不會有損害。如今的儀仗部隊和游行的使者，或者警衛士兵參加和迎送儀式的軍人，都用軍袍軍襖，不僅某一軍府，甚至其他各部隊都是如此。布綢容易損壞，不能長久保存，而且白天用它們來防寒，夜晚用它們來寢睡，不用一年便會毀壞。每年蠶棉豐收，容易按租稅折價購買，另外各軍府紛紛收購，動不動有幾千，所以布帛一直昂貴，確實因為如此，私人的衣服因此而缺乏，而官府又為它而虧空。我認為像待衛部隊，是必需它們的，其余的部隊則必須仍舊用鎧甲，小小迎來送往的儀式，只應分配軍仗器械，不用鎧甲和軍襖。用的人少了，布帛的價格自然跌落。”
他又說：“不以樸素的飲食為恥，只有君子能夠做到。佳肴美宴，崇尚奢侈，已很長久了。今日雖然不斷地改正，但這個風氣仍未改變。他們真正喜歡吃的不過是一種菜肴，而吃起來卻有一大桌子，除了滿足口腹的欲望之外，都是為了悅人耳目。富人用它們夸耀自己，窮人因此而竭資殫產。這樣本來是人們非常痛恨的，但誰也無法不做。我認為應該粗略地制定規則，使奢侈和節儉達到一個適中的比例，如果有人還不改正，加以貶斥；那么節儉美德的教化，馬上便可傳播。”
孔琳之遷任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410)高祖兼平西將軍，用他當長史，又用他當大司馬瑯笽王的從事中郎，任命他為高祖的平北、征西將軍長史，再升他當侍中。宋國剛剛建立。任他為宋國侍中。再出外當吳興太守。又因公免職。
永初二年(421)，孔琳之當御史中丞。孔琳之通曉法律，執法嚴明公正。他彈劾尚書令徐羨之說：“我聽說臣子侍奉上司以守法為恭敬，而對下人以威嚴為整齊，然后朝廷法律明白，任事必然嚴肅。這個規矩一被打亂，那么法制便會崩潰。我在本月七日參加皇太子的正會。會完了車準備回去，和其他人在門邊等待。有一個人乘了一匹馬在我的車前逮捕一個人并叫拉了開去。那個人一邊罵一邊捉人審問加以逮捕。每有公事，我常常擔心引起麻煩，叫手下人不要多管。而那個人叫罵不止，我便叫人把他叫來。那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喊，有兩個威儀士兵走來，打我的收逮那人的部下。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士兵的手，打我的部屬。倪宗說：‘中丞怎么能行兇，敢抓令公的人。凡是中丞逮捕的，威儀們都可以捆起帶走。’我叫手下人，一點也不要動手，但他們氣焰猖獗，好久才散去。又有一群人在我的車旁，逮捕樊馬子，又一起按住馬子叫他跪在地下，把他帶走，不能回到御史臺。我想他們抓人是不法的，又沒有證據，而倪宗敢憑借權勢肆無忌憚，帶走有罪的人。尚書令徐羨之和我都乘坐車子。而鬧出這樣的事，兇氣囂張，有的說是徐羨之不禁止下人，有的說是徐羨之禁止了但沒有效果。放縱罪人而不禁止，不符合國法，禁止而沒有效果又說不通。罪犯侵犯法官，如此猖獗，容允倪宗等，一點也不糾彈，損害國家的權威，不成大臣的體統，不對他加以制裁，法律又有什么地位。徐羨之在朝廷為首要官員，外面管大小事務，朝廷寄巨大的希望于他，是官員的模仿對象。他卻不能守朝廷的法規，嚴肅風紀，以致使部屬放縱，凌辱法官。兇惡的氣焰，從京城竄起，真是自己有矮墻而親自逾越。而倪宗為搶奪的主犯。徐羨之放開不問，對這幾種不法行為，應該加以懲罰。我請求免除徐羨之的官職，以公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倪宗等人的搶走犯人的罪行，我已經叫掌故的御史根據實情加以控告。”高祖下詔書說：“小人們難以管制，司空不用牽涉，其余按奏文處理。”徐羨之當朝廷第一大官，不想讓別人看他犯了法。當時徐羨之兼揚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當他的治中。徐羨之叫孔璩之勸說孔琳之叫他算了。孔琳之不同意。孔璩之堅決要他這樣。孔琳之說：“我觸犯宰相，只不過我一人有害，你絕對不會被我株連，何必這么為人效勞呢？”于是朝中百官震動，不敢犯法。高祖很稱贊他，經過蘭臺處時親自看他。孔琳之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再遷祠部尚書。他不經營財物，家中尤其貧困。
景平元年(423)，孔琳之去世，享年五十五，被追認為太常。他的兒子孔邈，有父親風格，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孔邈的兒子孔..，另有傳記，孔..的弟弟道存，在世祖大明年間，歷任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劉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劉子勛開建偽府，孔道存當侍中，代管雍州事務，劉子勛失敗后他自殺了。
沈約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漢族，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學家、文學家。出身于門閥士族家庭，歷史上有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的說法，家族社會地位顯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虜將軍。父親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誅。沈約孤貧流離，篤志好學，博通群籍，擅長詩文。歷仕宋、齊、梁三朝。在宋仕記室參軍、尚書度支郎。著有《晉書》、《宋書》、《齊紀》、《高祖紀》、《邇言》、《謚例》、《宋文章志》，并撰《四聲譜》。作品除《宋書》外，多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