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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貨五

　　食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歷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以后，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于《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采訪事跡，凡有足征者，具錄于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

　　海運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歷、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

　　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征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后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澀，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征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征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于是歲云。

　　鈔法

　　至正十年，右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會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集賢、翰林兩院官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嘗建言云：“鈔法自世祖時已行之后，除撥支料本、倒易昏鈔以布天下外，有合支名目，于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元行鈔法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偽鈔滋多。”遂準其所言，凡合支名目，已于總庫轉支。至是，吏部尚書偰哲篤及武祺，俱欲迎合丞相之意。偰哲篤言更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眾人皆唯唯，不敢出一語，惟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獨奮然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比之達達人乞養漢人為子，是終為漢人之子而已，豈有故紙為父，而以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坐皆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及至正錢，中統鈔及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偰哲篤、武祺又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稚皆識之矣。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況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又欲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武祺又欲錢鈔兼行，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途說，何足以行，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見其言直，猶豫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言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明日，諷御史劾之，思誠歸臥不出，遂定更鈔之議而奏之。下詔云：“朕聞帝王之治，因時制宜，損益之方，在乎通變。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雖鼓鑄之規未遑，而錢幣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偏虛，物價騰踴，奸偽日萌，民用匱乏。爰詢廷臣，博采輿論，僉謂拯弊必合更張。其以中統交鈔壹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并用，以實鈔法。至元寶鈔，通行如故。子母相權，新舊相濟，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鹽法

　　大都之鹽：元統二年四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竊睹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后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于鈐束，致有短少之弊。于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為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獨受其利，官課為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小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為發賣，庶課不虧，而民受賜矣。”

　　既而大都路備三巡院及大興、宛平縣所申，又戶部尚書建言，皆如御史所陳。戶部乃言，以謂“榷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存留鹽數，散之米鋪，從其發賣。后因富商專利，遂于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處，官為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綱船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抬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立法不嚴，失于關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鋪，與商賈販賣并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革罷官賣之局。宜準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于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責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毋令雜灰土其中，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如滿歲無短少失陷及元定分數者，減一界升用之；若有侵盜者，依例追斷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分為四季，起赴京廒，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其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而增價轉賣于外者，從提調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縱令綱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參發賣。”四月二十六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至元三年三月，大都京廒申戶部云：“近奉文帖，起運至元二年京廒發賣食鹽一萬五千引，令兩平稱收，如數具實申部。除各綱淹沒短少鹽計八百四十八引，本廒實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有二引，已支一萬一百引付各局發賣，見存鹽四千五十有二引，支撥欲盡。所據至元三年食鹽，宜依例于河間運司起運一萬五千引赴都，庶民間食用不闕。”戶部準其所言，乃議：“京廒食鹽，今歲宜從河間運一萬五千引，其腳價席索等費，令運司于鹽課錢內通算支用。仍召募有產業船戶，互相保識，每一千引為一綱，就差各該場官一員，并本司奏差或監運巡鹽官，每名管押一綱，于大都興國等場見收鹽內驗數，分派分司官監視，如數兩平支收，限三月內赴京廒交卸，取文憑赴部銷照。但有雜和沙土，濕潤短少數，并令本綱船戶、押運場官、奏差監運諸人，如數均賠，依例坐罪。”中書如戶部所議行之。

　　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建言：“京師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鹽運司，設官賣鹽，置局十有五處，泰定二年以其不便罷之，元統二年又復之，迨今十年，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凈不雜，而斤兩足者，唯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月起運，而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顧，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達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概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滲溺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廒，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子、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涌貴者，實由于此。竊計官鹽二萬引，每引腳價中統鈔七貫，總為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賃房之資，短腳之價，席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為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豈忍徒費國家，而使百物貴也。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議罷其鹽局，及來歲起運之時，出榜文播告鹽商，從便入京興販。若常白鹽所用船五十艘，亦宜于江南造小料船處如數造之。既成之后，付運司顧人運載，庶舟楫通而商賈集，則京師百物賤，而鹽亦不貴矣。”御史臺以其言具呈中書，而河間運司所申，亦如前議。

　　戶部言：“運司及大都路講究，即同監察御史所言，元設鹽局，合準革罷，聽從客旅興販。其常白鹽系內府必用之物，起運如故，宜從都省聞奏。”二月初五日，中書省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河間之鹽：至正二年，河間運司申戶部云：“本司歲辦額余鹽共三十八萬引，計課鈔一百一十四萬錠，以供國用，不為不重。近年以來，各處私鹽及犯界鹽販賣者眾，蓋因軍民官失于禁治，以致侵礙官課，鹽法澀滯，實由于此。乞轉呈都省，頒降詔旨，宣諭所司，欽依規辦。”本部具呈中書省，遂于四月十七日上奏，降旨戒飭之。

　　七月，又據河間運司申：“本司辦課，全藉郡縣行鹽地方買食官鹽。去歲河間等路旱蝗闕食，累蒙賑恤，民力未蘇，食鹽者少。又因古北口等處，把隘官及軍人不為用心詰捕，大都路所屬有司，亦不奉公巡禁，致令諸人裝載疙疸鹽于街市賣之，或量以斗，或盛以盤，明相饋送。今紫荊關捕獲犯人張狡群等所載疙疸鹽，計一千六百余斤。自至元六年三月迄今犯者，將及百起。若不申聞，恐年終課不如數，虛負其咎。”本部具呈中書省，照會樞密院給降榜文禁治之。

　　三年，又據河間運司申：“生財節用，固治國之常經；薄賦輕徭，實理民之大本。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余鹽三萬引，元簽灶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每年額鹽，勒令見在疲乏之戶勉強包煎。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又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仍，百姓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閔，自至正二年為始，權免余鹽三萬引，俟豐稔之歲，煎辦如舊。”本部以錢糧支用不敷，權擬住煎一萬引，具呈中書省。正月二十八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既而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二十五萬引，自后累增至三十有五萬。元統元年，又增余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奏準，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為難堪。如并將余鹽二萬引住煎，誠為便益。”戶部又以所言具呈中書省，權擬余鹽二萬引住煎一年，至正四年煎辦如故。四月十二日上奏，如戶部所擬行之。

　　山東之鹽：元統二年，戶部呈：“據山東運司準濟南路牒，依副達魯花赤完者、同知阇里帖木兒所言，比大都、河間運司，改設巡鹽官一十二員，專一巡禁本部。詳山東運司，歲辦鈔七十五萬余錠，行鹽之地，周圍三萬余里，止是運判一員，豈能遍歷，恐私鹽來往，侵礙國課。本司既與濟南路講究便益，宜準所言。”中書省令戶部復議之，本部言：“河間運司定設奏差一十二名，巡鹽官一十六名，山東運司設奏差二十四名，今既比例添設巡鹽官外，據元設奏差內減去一十二名。”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三年二月，又據山東運司備臨朐、沂水等縣申：“本縣十山九水，居民稀少，元系食鹽地方，后因改為行鹽，民間遂食貴鹽，公私不便。如蒙仍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戶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官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嶧等州，從長講究，互言食鹽為便。及準本司運使辛朝列牒云：“所據零鹽，擬依登、萊等處，銓注局官，給印置局，散賣于民，非惟大課無虧，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戶部議：“山東運司所言，于滕、嶧等處增置十有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之例，于錢谷官內通行銓注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俱便。既經有司講究，宜從所議。”具呈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至元二年，御史臺據山東肅政廉訪司申：“準濟南路備章丘縣申‘見奉山東運司為本司額辦鹽課二十八萬引，除客商承辦之外，見存十三萬引，絕無買者，將及年終，歲課不能如數。所據新城、章丘、長山、鄒平、濟南俱近鹽場，與大、小清河相接，客旅興販，宜依商河、滕、嶧等處，改為食鹽，權派八千引，責付本處有司自備席索腳力，赴已擬固堤等場，于元統三年依例支出，均散于民’等事，竊照山東運司，初無上司明文，輒擅散民食鹽，追納課鈔，使民不得安業。今于至元元年正月、二月，兩次奉到中書戶部符文，行鹽食鹽地分已有定例，毋得樁配于民。本司不遵省部所行，寢匿符文，依前差人馳驛，督責州縣，臨逼百姓，追征食鹽課鈔，不無擾害。據本司恣意行事，玩法擾民，理應取問，緣系辦課之時，宜從憲臺區處。又據監察御史所呈，亦為茲事。若便行取問，即系辦課時月，具呈中書省區處。”戶部議呈：“行鹽食鹽已有定所，宜從改正。若準御史臺所呈，取問運司，卻緣鹽法例應從長規畫，似難別議。”中書省如所擬行之。

　　陜西之鹽：至元二年九月，御史臺準陜西行臺咨備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建言：“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陜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赍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陜西等處鹽司，近年散于民戶。且如陜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余。于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余課鈔，先因關陜旱饑，民多流亡，準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于今三載，尚有虧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爾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征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一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鄰接陜西環州百余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后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處，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輪官吏監視，聽民采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時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陜西興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又據陜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胡通奉所陳云：“陜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為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腳力艱澀。今后若令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于風，韋紅之鹽產之于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陜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本臺詳所言鹽法，宜從省部定擬，具呈中書省，送戶部議之。本部議云：“陜西行臺所言鹽事，宜從都省選官，前赴陜西，與行省、行臺及河東運司官一同講究，是否便益，明白咨呈。”

　　三年，都省移咨陜西行省，仍摘委河東運司正官一員赴省，一同再行講究。三月初二日，陜西行省官及李御史、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鞏昌、延安、興元、奉元、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等，俱稱當從御史帖木兒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為界，令陜西之民從便食用韋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其咸寧、長安錄事司三處未散者，依已散州縣，一體斟酌，認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辦鈔七萬錠，通行按季輸納，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矣。郝同知獨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陜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錠，余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陜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余錠，郝遂稱疾不出，其后訖無定論。

　　戶部參照至順二年中書省嘗遣兵部郎中井朝散，與陜西行省官一同講究，以涇州白家河永為定界，聽民食用。仍督所在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中書如所擬行之。

　　兩淮之鹽：至元六年八月，兩淮運司準行戶部尚書運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創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后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灶戶，加其斛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準，改法立倉，設綱攢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間，煎添正額余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于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三四十萬余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雇船腳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己物，恣為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征之？是以里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興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閑之地。如蒙聽從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場，籍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臨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為悠久之利，其于鹽法非小補也。”

　　既申中書戶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議擬，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運司于已收在官客商帶納挑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蓋倉房，仍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委官與運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后行之。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云：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創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后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余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后增為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今二十余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掊克。況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眾，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亭灶，散漫海隅，行鹽之地，里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御。鹽法隳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

　　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丞、管勾、典史，管領灶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才值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余無生理，衣食所資，全籍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簽灶戶一萬七千有余，后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余。即今未蒙簽補，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為簽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

　　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于十月河凍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后，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俸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余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厘，總而計之，為四十四萬九千余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余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眾，兼以瀕江并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于防御，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余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沒，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收。其懦善者，賣過官鹽之后，即將引目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興販私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

　　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攢，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鹽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余萬引，新舊相并，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走鹵消折，利害非輕。雖系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為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腳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

　　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為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余引，盡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為住煎余鹽三萬引，差人赍江浙行省咨文赴中書省，請照詳焉。

　　戶部詳運司所言，除余鹽三萬引別議外，其余事理，未經行省明白定擬，呈省移咨，從長講究。六年五月，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首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既而納麟又以他故辭。

　　至正元年，運使霍亞中又言：“兩淮、福建運司，俱有余鹽，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體，如蒙依例住煎三萬引，庶大課易為辦集。”中書省上奏，得旨權將余鹽三萬引倚閣，俟鹽法通行而后辦之。

　　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平章鐵木兒塔識等奏：“兩浙食鹽，害民為甚，江浙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為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于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干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

　　福建之鹽：至元六年正月，江浙行省據福建運司申：“本司歲辦額課鹽，十有三萬九引一百八十余斤，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閏八月終，積下附余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看詳，既有積攢附余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歷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上項余鹽五萬，準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錠，免致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一百八十余斤，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留余鹽五萬余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本省如所擬，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參詳，亦如所擬。其下余鹽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發賣為鈔，通行起解。回咨本省，從所擬行之。

　　至正元年，詔：“福建、山東表賣食鹽，病民為甚。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拘該有司官，宜公同講究。”二年六月，江浙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運使常山李鵬舉、漳州等八路正官講究得食鹽不便，其目有三：一曰余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錠。三曰住罷食鹽，并令客商通行。

　　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為一錠。三十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八年，罷運司，并入宣慰使司恢辦。十年，立都提舉司，增鹽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余鹽三萬引。四年，復立運司，遂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二錠。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錠，運司又從權改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興販，而福、興、漳、泉四路樁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余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余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余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貧者質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亦由于此。運司官耳聞目見，蓋因職專恢辦，惠無所施。如蒙欽依詔書事意，罷余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八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其正額鹽，若依廣海鹽價，每引中統鈔二錠，宜從都省區處。

　　江浙行省遂以左丞所講究，咨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余鹽三萬引，權令減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其減正額鹽價，即與廣海提舉司事例不同，別難更議。十月二十八日，右丞相脫脫、平章帖木兒達失等，以所擬奏而行之。

　　廣東之鹽：至元二年，御史臺準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韓承務建言：“廣東道所管鹽課提舉司，自至元十六年為始，止辦鹽額六百二十一引，自后累增至三萬五千五百引，延祐間又增余鹽，通正額計五萬五百五十二引。灶戶窘于工程，官民迫于催督，呻吟愁苦，已逾十年。泰定間，蒙憲臺及奉使宣撫，交章敷陳，減免余鹽一萬五千引。元統元年，都省以支持不敷，權將已減余鹽，依舊煎辦，今已三載，未蒙住罷。竊意議者，必謂廣東控制海道，連接諸蕃，船商輳集，民物富庶，易以辦納，是蓋未能深知彼中事宜。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絕少，加以嵐瘴毒癘，其民刀耕火種，巢顛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所謂富庶者，不過城郭商賈與舶船交易者數家而已。灶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本道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太嚴，斂怨生事，所系非輕。如蒙捐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具呈中書省，送戶部定擬，自元統三年為始，廣東提舉司所辦余鹽，量減五千引。十月初九日，中書省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

　　廣海之鹽：至元五年三月，湖廣行省咨中書省云：“廣海鹽課提舉司額鹽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五引，余鹽一萬五千引。近因黎賊為害，民不聊生，正額積虧四萬余引，臥收在庫。若復添辦余鹽，困苦未蘇，恐致不安。事關利害，如蒙憐憫，聞奏除免，庶期元額可辦，不致遺患邊民。”戶部議云：“上項余鹽，若全恢辦，緣非元額，兼以本司僻在海隅，所轄灶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竄，民物凋弊，擬于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舒民力。”中書以所擬奏聞，得旨從之。

　　四川之鹽：元統三年，四川行省據鹽茶轉運使司申：“至順四年，中書坐到添辦余鹽一萬引外，又帶辦兩浙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已后支用不闕，再行議擬。卑司為各場別無煎出余鹽，不免勒令灶戶承認規劃，幸已足備。以后年分，若不申覆，誠恐灶戶逃竄，有妨正課。如蒙憐憫，備咨中書省，于所辦余鹽一萬引內，量減帶辦兩浙之數。”又準分司運官所言云：“四川鹽井，俱在萬山之間，比之腹里、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余鹽，灶民由此而疲矣。”行省咨呈中書省，上奏得旨，權以帶辦余鹽五千引倚閣之。

　　茶法

　　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具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閭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余錠，除門攤批驗鈔外，數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為鈔二十五萬錠。末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該鈔二萬九千八十余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興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采賣，皆須由帖為照。春首發賣茶由，至于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闕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于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于商旅興販，年終尚有停閑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為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十八斤。算依引目內官茶，每斤收鈔一錢三分八厘八毫八絲，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比驗減去引目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閑，茶無私積。中書戶部定擬，江西茶運司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余錠。茶引便于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為照，歲辦茶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厘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于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錢三分八厘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余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于民用。”合準本省所擬，具呈中書省，移咨行省，如所擬行之。

　　至正二年，李宏陳言內一節，言江州茶司據引不便事云：“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于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莫敢誰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偕聚。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要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為搭頭事例錢，以為分司官吏饋饣盡之資。提舉司雖以榷茶為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為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上行下效，勢所必然。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為若是，亦復仿效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間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為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為己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為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并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并，重復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消乏逃亡，情實堪憫。今若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須要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似前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貪黷之風，茶戶免損乏之害。”中書省以其言送戶部定擬，復移咨江西行省，委官與茶運司講究，如果便益，如所言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