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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渠四

　　○運河下 海運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謝村北，為十二里洋，為塘棲，德清之水入之。逾北陸橋入崇德界，過松老抵高新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橋東，過石門塘，折而東，為王灣。至皂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入秀水界，逾陡門鎮，北為分鄉鋪，稍東為繡塔。北由嘉興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王江涇鎮，松江運艘自東來會之。北為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北經蘇州城東鲇魚口，水由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滸墅關，過白鶴鋪，長洲、無錫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為常州，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興鐘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為奔牛、呂城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后并廢。其南為金壇河，溧陽、高淳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為陵口，北二十五里為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有豬婆灘，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潮為盈涸。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於江，與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馀里，皆平流。歷嘉而蘇，眾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泄，盈涸不恒，時浚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揚泰。

　　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陽輸挽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必由常、鎮。三十一年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永樂間，修練湖堤。即命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浚常州孟瀆河，又浚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閘，六千馀丈，南至奔牛鎮，千二百馀丈。已，復浚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為常。

　　宣德六年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工竣。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壩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并通，皆可濟運矣。

　　正統元年，廷臣上言：“自新港至奔牛，漕河百五十里，舊有水車卷江潮灌注，通舟溉田。請支官錢置車。”詔可。然三河之入江口，皆自卑而高，其水亦更迭盈縮。八年，武進民請浚德勝及北新河。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浚孟瀆。巡撫周忱定議浚兩河，而罷北新筑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而常、鎮漕河亦疏浚焉。

　　景泰間，漕河復淤，遂引漕舟盡由孟瀆。三年，御史練綱言：“漕舟從夏港及孟瀆出江，逆行三百里，始達瓜洲。德勝直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直，由此兩岸橫渡甚近，宜大疏淤塞。”帝命尚書石璞措置。會有請鑿鎮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孟瀆險者。鎮江知府林鶚以為迂道多石，壞民田墓多，宜浚京口閘、甘露壩，道里近，功力省。乃從鶚議。浙江參政胡清又欲去新港、奔牛等壩，置石閘以蓄泉。亦從其請。而浚德勝河與鑿港之議俱寢。然石閘雖建，蓄水不能多，漕舟仍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言，糧艘從鎮江里河為便。帝以為然，命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水注之，且浚奔牛、新港之淤。巡撫崔恭又請增置五閘。至成化四年，閘工始成。於是漕舟盡由里河，其入二河者，回空之艘及他舟而已。定制，孟瀆河口與瓜、儀諸港俱三年一浚。孟瀆寬廣不甚淤，里河不久輒涸，則又改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部臣復陳夏港、孟瀆遠浮大江之害，請亟浚京口淤，而引練湖灌之。詔速行。正德二年復開白塔河及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十四年從督漕都御史臧鳳言，浚常州上下里河，漕舟無阻者五十馀載。

　　萬歷元年又漸涸，復一浚之。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泄。自丹陽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請浚三湖故址通漕。”總河傅希摯言：“練湖已浚，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未幾，練湖復淤淺。

　　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后請復練湖，浚孟瀆。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於京口旁別建一閘，引江流內注，潮長則開，縮則閉。御史尹良任又言：“孟瀆渡江入黃家港，水面雖闊，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以達灣頭、高郵僅二百馀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至如京口北渡金山而下，中流遇風有漂溺患，宜挑甘露港夾岸洲田十馀里，以便回泊。”御史林應訓又言：“自萬緣橋抵孟瀆，兩厓陡峻，雨潦易圮，且江潮涌沙，淤塞難免。宜於萬緣橋、黃連樹各建閘以資蓄泄。”又言：“練湖自西晉陳敏遏馬林溪，引長山八十四溪之水以溉云陽，堤名練塘，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辰溪沖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澀，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后乃漸堙。今當盡革侵占，復浚為湖。上湖四際夾阜，下湖東北臨河，原埂完固，惟應補中間缺口，且增筑西南，與東北相應。至三閘，惟臨湖上閘如故，宜增建中、下二閘，更設減水閘二座，界中、下二閘間。共革田五千畝有奇，塞沿堤私設涵洞，止存其舊十三處，以宣泄湖水。冬春即閉塞，毋得私啟。蓋練湖無源，惟藉潴蓄，增堤啟閘，水常有馀，然后可以濟運。臣親驗上湖地仰，八十四溪之水所由來，懼其易泄；下湖地平衍，僅高漕河數尺，又常懼不盈。誠使水裕堤堅，則應時注之，河有全力矣。”皆下所司酌議。

　　十三年，鎮江知府吳捴謙復言：“練湖中堤宜飭有司春初即修，以防沖決，且禁勢豪侵占。”從之。十七年浚武進橫林漕河。

　　崇禎元年，浚京口漕河。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漕河議》，當事采行，不開河而濟運者二十馀年。后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言，“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為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筑上下湖圍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閘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節節有閘，皆廢去，并宜修建。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勝村溪之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土，商民船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港閘出江，直達揚子橋，以免瓜洲啟閘稽遲者，試而后行可也。回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莊設閘啟閉。數役并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

　　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於湖口，暨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泛海；餉梁、晉者，亦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浚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馀丈。永樂間，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沿江堤岸。洪熙元年浚儀真壩河，后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浚。宣德間，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請，浚黃泥灘、清江閘。成化中，建閘於儀真通江河港者三，江都之留潮通江者二。已而通江港塞。弘治初，復開之，既又於總港口建閘蓄水。儀真、江都二縣間，有官塘五區，筑閘蓄水，以溉民田，豪民占以為業，真、揚之間運道阻梗。嘉靖二年，御史秦鉞請復五塘。從之。萬歷五年，御史陳世寶言：“儀真江口，去閘太遠，請於上下十數丈許增建二閘，隨湖啟閉，以截出江之船，盡令入閘，庶免遲滯。”疏上，議行。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馀人浚之，建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為廠，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浚東港。既而巡撫周忱筑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啟閉，漕舟稍分行。自鎮江里河開浚，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舍而不由矣。

　　衛漕者，即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清以北皆稱衛河。詳具本《志》。

　　白漕者，即通濟河。源出塞地，經密云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澀。沖潰徙改頗與黃河同。耎兒渡者，在武清、通州間，尤其要害處也。自永樂至成化初年，凡八決，輒發民夫筑堤。而正統元年之決，為害尤甚，特敕太監沐敬、安遠侯柳溥、尚書李友直隨宜區畫，發五軍營卒五萬及民夫一萬筑決堤。又命武進伯朱冕、尚書吳中役五萬人，去河西務二十里鑿河一道，導白水入其中。二工并竣，人甚便之，賜河名曰通濟，封河神曰通濟河神。先是，永樂二十一年筑通州抵直沽河岸，有沖決者，隨時修筑以為常。迨通濟河成，決岸修筑者亦且數四。萬歷三十一年從工部議，挑通州至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即筑堤兩岸，著為令。

　　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

　　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甕山三閘，水沖決岸。”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西湖、景東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西湖、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堙，不復通舟。

　　成化中，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轉至都下，雇值不貲。舊通惠河石閘尚存，深二尺許，修閘潴水，用小舟剝運便。”又有議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河泊舟者。下廷臣集議，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閘二十四座，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舟得入城內海子灣。今水從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且元引白浮泉往西逆流，今經山陵，恐妨地脈。又一畝泉過白羊口山溝，兩水沖截難引。若城南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修城壕，恐雨多水溢，乃穿正陽橋東南洼下地，開壕口以泄之，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廬墓，水淺河窄，又須增引別流相濟。如西湖草橋源出玉匠局、馬跑等地，泉不深遠。元人曾用金口水，洶涌沒民舍，以故隨廢。惟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皆出西北，循山麓而行，可導入西湖。請浚西湖之源，閉分水清龍閘，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馀則從都城外壕流轉，會於正陽門東。城壕且閉，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則舟獲近倉，甚便。”帝從其議。方發軍夫九萬修浚，會以災異，詔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命四萬人浚城壕，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則以漸及焉。越五年，乃敕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王詔督漕卒浚通惠河，如鼎、毅前議。明年六月，工成，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馀里，浚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三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正德二年嘗一浚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閘十有二，壩四十有一。

　　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為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馀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為然，命侍郎王軏、何詔及仲偕相度。軏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馀，若浚至七丈，引白河達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獨浚治河閘，但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闤阓衢市，不便轉挽。惟白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筑之，使通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轉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便，請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學士楊一清、張璁。一清言：“因舊閘行轉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璁亦言：“此一勞永逸之計，萼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卻萼議。

　　明年六月，仲報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浚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閘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艌，俱宜酌處。”帝以先朝屢勘行未即功，仲等四閱月工成，詔予賞，悉從其所請。仲又請留督工郎中何棟專理其事，為經久計。從之。九年擢棟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是時，仲出為處州知府，進所編《通惠河志》。帝命送史館，采入《會典》，且頒工部刊行。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

　　薊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京并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倉，越大海七十馀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馀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闊五丈，深丈五尺。成化二年一浚，二十年再浚，并浚鴉鴻橋河道，造豐潤縣海運糧儲倉。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言：“直沽東北新河，轉運薊州，河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每匱餉，宜浚使深廣。”從之。初，新河三歲一浚。嘉靖元年易二歲，以為常。十七年浚殷留莊大口至舊倉店百十六里。

　　豐潤環香河者，浚自成化間，運粟十馀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后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從御史鮑承蔭請，復之，且建三閘於北濟、張官屯、鴉鴻橋以潴水。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浚，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萬石，遂成流通。萬歷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海運，始於元至元中。伯顏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僅四萬馀石。其后日增，至三百萬馀石。初，海道萬三千馀里，最險惡，既而開生道，稍徑直。后殷明略又開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過旬日，而漂失甚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后遼左及迤北數用兵，於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先后轉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馀艘，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贏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馀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糧百萬，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入通州，以為常。陳瑄上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沖，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宜於青浦筑土為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而海險不為患。”詔從之。十年九月，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馀丈。賜名寶山。御制碑文紀之。

　　十三年五月復罷海運，惟存遮洋一總，運遼、薊糧。正統十三年減登州衛海船百艘為十八艘，以五艘運青、萊、登布花鈔錠十二萬馀斤，歲賞遼軍。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進大學衍義補，請尋海運故道與河漕并行，大略言：“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其說未行。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有請復海運者，朝議弗是。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糧二萬石，溺死官軍五十馀人。五年停登州造船。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遠，卻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劉翾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設遮洋總，存海運遺意。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麥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

　　六年，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關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東北轉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西歷寧海衛，皆海面。自福山之罘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山母〉屺島，自〈山母〉屺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倉西歷淮河海口、魚兒鋪，西北歷侯鎮店、唐頭塞；自侯鎮西北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歷元年，即墨福山島壞糧運七艘，漂米數千石，溺軍丁十五人。給事、御史交章論其失，罷不復行。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東副使於仁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馀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長庚傳》。

　　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為內閣中書，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既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以死。

　　當嘉靖中，廷臣紛紛議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言：“在昔海運，歲溺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策海運輒主丘浚之論，非達於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