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部
清代：張璐
金
生金辛平有毒，金箔無毒。
發明 金能制木，故可療驚癇風熱肝膽之病，然須為箔，庶無重墜傷中之患。紫雪方用赤金葉子煎水，取制肝降痰逆也。若成塊錠金及首飾之類，非特無味且有油膩，良非所宜。
銀箔功用與金不殊，但入氣分，不入血分，稍為不同。《肘后方》治癰腫，五石湯用之。
赤銅
苦平，微毒。
發明 賊風反折，以赤銅五斤燒紅，內二斗酒中百遍，服五合，日三服，以效為度。
赤銅落乃打銅落下之屑，與自然銅同類，故亦能接骨。 赤醋沃七次，同五倍等則染須黑潤。
藏器曰∶赤銅屑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損，細研酒灌，直入骨損處。六畜死后，取骨視之，猶有焊痕可驗。
銅青
酸苦平，小毒。
發明 銅青藉醋結成，能入肝膽二經。以醋蘸捻喉中則吐風痰，為散療喉痹牙疳，醋調揩腋下治狐臭，姜汁調點爛沿風眼，去疳殺蟲，所治皆厥陰之病。
自然銅
辛平，小毒。火 ，醋淬七次，置地七日，出火毒水飛用。銅非 不可入藥。
新者，火毒燥烈，慎勿用之。
發明 自然銅出銅坑中，性稟堅剛，散火止痛，功專接骨，骨接之后，即宜理氣活血，庶無悍烈傷中走散真氣之患。
古文錢
辛平，小毒。
發明 古錢以生姜汁涂，刮青點目，去障消瘀散赤腫，一點即愈。但初點熱淚蔑面，然終無損。惟作瘡者，與肝腎虛而內障生花者，不可用也。婦人逆產，五淋，煮汁用之。便毒初起與胡桃肉同嚼，食二三枚即消。便毒屬肝，金伐木也。
鉛
一名黑錫
甘寒，無毒。凡用取未經銀冶，新鉛熔凈去渣，再熔成液，同硫磺 ，如焰起，以醋灑之，候成黑灰，研之不粘滯為度。如 不透，服之令人頭痛，以陰降太速，陽火無依故也。
發明 鉛稟北方癸水之性，陰極之精，內通于腎，故《局方》黑錫丹、《宣明》補真丹皆用之。得汞交感，即能治一切陰陽混淆，上盛下虛，氣升不降，噎膈、反胃、嘔吐、眩暈諸疾。又捶成薄片置燒酒中半月許，結成白霜，取其酒徐徐飲之，降陰火最捷，但性帶陰毒，恐傷心腎，不可多服。鉛性入肉，故女子以之 耳孔即自穿。
鉛粉
一名胡粉
辛寒，無毒。
《本經》治伏尸毒螫，殺三蟲。
發明 鉛粉與黃丹同類，內有豆粉、蛤粉，而無硝鹽，但入氣分，功專止痛生肌，亦可入膏藥代黃丹用。《本經》治伏尸毒螫，殺三蟲者，取鉛性之重，以鎮攝其邪。《金匱》甘草粉蜜湯治蛔病吐涎心痛，專取胡粉殺蟲、甘草安胃、蜜以誘入蟲口也。陶弘景云，療尸蟲彌良。
鉛丹
一名黃丹
辛微寒，無毒。
《本經》治吐逆胃反，驚癇癲疾，除熱下氣。
發明 鉛丹體重性沉，味兼鹽礬，而走血分，能墜痰止瘧。《本經》言，止吐逆胃反，治驚癇癲疾，除熱下氣，取其性重以鎮逆滿也。仲景柴胡龍骨牡蠣湯用之，取其入膽以祛痰積也；但內無積滯，誤服不能無傷胃奪食之患。敷瘡長肉、墜痰殺蟲，皆鉛之本性耳。目暴赤痛，鉛丹蜜調貼太陽穴立效。
密陀僧
咸辛平，小毒。
發明 此感鉛銀硝石之氣而成，其性重墜，直入下焦，故能墜痰，截瘧療瘡腫。治驚氣入心包絡，喑不能言語者，用密陀僧末一匕，茶清調服即愈。驚則氣亂，取重以去怯而平肝也，但入口則漾漾欲吐，以陰毒之性能傷胃氣也。《圣惠方》鼻 赤 ，密陀僧細研人乳調，夜則涂之。《丹方》治背瘡初起，以醋 七次，桐油調，圍患處即消。同枯礬治汗瘢體氣，合五倍子染髭須，同鷹屎白滅瘢痕，水磨服解砒霜、硫黃毒。
錫
辛寒，微毒。
發明 錫為砒母，故新造錫器不可盛酒越宿，制瓶藏藥須舊錫雜鉛乃佳。昔人過飲燒酒昏迷欲絕，或令以錫器貯沸湯，蓋取氣水飲之即蘇，此與炊單布治湯氣熏灼無異，同氣相感之力也。
鐵落
辛寒，有毒，即燒鐵赤沸砧上爆下之屑也，鐵銚內 赤，醋沃七次用。
《本經》主風熱惡瘡瘍疽痂疥，氣在皮膚中。
發明 《素問》云∶有病怒狂者，治以生鐵落為飲。漬汁煎藥，取其性沉，下氣最疾。
不可過服，過服令人凜凜惡寒，以其專削陽氣也。《本經》主風熱惡瘡等疾，皆肝心火熱所致，辛寒能除二經之熱也。蘇恭以之炒熱投酒中，療賊風痙病，借酒以行皮膚中氣也。
針砂
酸辛，無毒，作針家磨 細末也。
發明 針砂寒降，善治濕熱脾勞黃病，于鐵銚內 通紅醋沃，置陰處待半月，積塊生黃化盡鐵性用，為消脾胃堅積黃腫之專藥。丹溪溫中丸用之。又以制過針砂一兩，入干漆灰半錢、香附三錢，合平胃散五錢，蒸餅為丸，湯酒任下，治療與溫中丸不殊。
鐵精
平微溫，小毒。
《本經》明目化銅。
發明 鐵之精華也。出鍛灶中，紫色輕如塵者佳，取至陰沉重之性。得純陽火煉而輕浮上升，故可以療驚悸、定風癇、破胃脘積血作痛。《本經》主明目，取其鎮攝虛火之義，以其得火氣之多也。但胃氣虛寒人服之，往往有奪食發呃之虞；以純陰鎮攝太過，而傷犯陽和之氣也。
鐵銹
一名鐵衣
辛寒，無毒。
發明 陶華云∶鐵銹水和藥服，性沉重，最能墜熱開結，又能平肝消腫。治惡瘡疥癬，和油涂之。婦人產后陰挺不收，和冰片研水敷之。蠼 、蜈蚣咬，和蒜涂之。
張璐
張璐(1617～1698)，字路玉，號石頑老人，吳江(今屬江蘇吳縣)人(《清史稿》載江南長洲人)。祖父張少峰曾在明代為官。張璐少年時攻舉子業，后因明亡清兵南下，避戰亂于太湖“洞庭山中十余年”(《清史稿·卷五零二》)，因此棄絕科舉而專心于醫藥學，至1659年(順治己亥)返回故里行醫與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