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漢族，隋唐時期巨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謚文貞，為凌煙閣二十四功之一。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的總論等。其言論多見《貞觀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傳下來的諫文表---《諫太宗十思疏》。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魏鄭公諫錄》和《貞觀政要》兩本書里。
軼事典故
分梨驚文帝
傳說，當年魏徵小時候魏家是我們這一帶有名的大戶人家。全家直系血親一百多人，誰也不要求分家另過，團結一致，上敬老，下愛幼。主持家中日常事務的當家人，都是未婚少年，一旦長大成婚，就要再換別的未婚男子當家。此事傳到隋文帝耳中，他感到稀奇，就趁微服私訪的機會，打扮成僧人模樣，到魏家控訪。到了魏家，文帝見果真是一個十幾歲的小男孩當家，心中不禁感到疑惑，于是想試一試這孩子的管家能力如何。
文帝從兜中掏出兩個甜梨，說：“魏公子，貧僧想向你求教家中公平待人之道，請你把這兩個梨不偏不倚分給全家所有的人吃，人人都要嘗到。”這個魏公子，就是魏徵。雖年紀小，卻聰明過人，思維敏捷。他說：“好，謝謝高僧贈梨，請隨我來。”隨即請文帝一起來到廚房，吩咐說：“這兩個梨乃高僧好心所贈，請費心將這兩個梨洗凈，切開搗碎，放入鍋中煮梨湯，請全家老小一齊享用，也不辜負高僧的一片美意……。”
見此情景，文帝不禁大吃一驚，從內心里贊嘆小魏徵聰慧過人，心想這樣處理問題，當然全家都贊成。（載《邯鄲廣播電視報》2007年1月17日, 文/李振德）
直爽膽大
玄武門之變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發，東宮有個官員，名叫魏徵，曾經參加過李密和竇建德的起義軍，李密和竇建德失敗之后，魏徵到了長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過事，還曾經勸說建成殺害秦王。
秦王聽了，立刻派人把魏徵找來。魏徵見了秦王，秦王板起臉問他說：“你為什么在我們兄弟中挑撥離間？”
左右的大臣聽秦王這樣發問，以為是要算魏徵的老賬，都替魏徵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徵卻神態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說：“可惜那時候太子沒聽我的話。要不然，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秦王聽了，覺得魏徵說話直爽，很有膽識，不但沒責怪魏徵，反而和顏悅色地說：“這已經是過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偏聽則暗，兼聽則明
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徵說：“歷史上的人君，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魏徵說：“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就明智；只聽單方面的話，就昏庸（文言是‘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還舉了歷史上堯、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等例子，說：“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夠采納下面的意見，那末下情就能上達，他的親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連連點頭說：“你說得多好啊！”又有一天，唐太宗讀完隋煬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說：“我看隋煬帝這個人，學問淵博，也懂得堯、舜好，桀、紂不好，為什么干出事來這么荒唐？”
魏徵接口說：“一個皇帝光靠聰明淵博不行，還應該虛心傾聽臣子的意見。隋煬帝自以為才高，驕傲自信，說的是堯舜的話，干的是桀紂的事，到后來糊里糊涂，就自取滅亡了。”
智護皇甫德參
唐代大臣皇甫德參給唐太宗寫了一份意見書，上面批評了三件事：“修洛陽宮是勞民傷財；收地租是加重百姓負擔；民間女子梳高髻的時髦習俗，是受了皇宮嬪妃的習染。希望陛下能夠采取措施，制止和改變這種現象。”
唐太宗接到上書后很不悅，發火道：“皇甫德參的用意是不讓國家使用一個勞役，不讓收一粒糧食的租稅，不讓宮中的人留頭發！”并打算對皇甫德參嚴加處罰。
魏徵看穿太宗的心思，上前勸道：“自古以來，凡是上書的人，大多數都言詞激烈，切中要害，不這樣就不能打動皇帝的心。言詞激烈，看起來好像是誹謗，其實用心是善良的。即使是狂夫之言，有德行的皇帝也不能置之不理，應當聽一聽，取它正確的一面，拋棄不正確的一面。陛下千萬要慎重從事，萬不可因一時的偏見，感情用事，隨便處置一個勇于提尖銳意見的人。否則以后還有誰敢在您的面前大膽直言呢？”
魏徵的話使太宗心服口服，他檢討了自己的錯誤看法，不但沒有處分皇甫德參，反而還重重賞賜了他。
憋死鷂子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鷂子，他讓鷂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來跳去，賞玩得高興時，魏徵進來了。太宗怕魏徵提意見，回避不及，趕緊把鷂子藏到懷里。這一切早被魏徵看到，他稟報公事時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時間。太宗不敢拿出鷂子，結果鷂子被憋死在懷里。
皇后救命
有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時候，跟唐太宗爭得面紅耳赤。唐太宗實在聽不下去，想要發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丟了自己接受意見的好名聲，只好勉強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氣回到內宮，見了他的妻子長孫皇后，氣沖沖地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后很少見太宗發那么大的火，問他說：“不知道陛下想殺哪一個？”
唐太宗說：“還不是那個魏徵！他總是當著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實在忍受不了！”長孫皇后聽了，一聲不吭，回到自己的內室，換了一套朝見的禮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驚奇地問道：“你這是干什么？”
長孫皇后說：“我聽說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現在魏徵這樣正直，正說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賀呢！”這一番話就像一盆清涼的水，把太宗滿腔怒火澆熄了。
魏徵斬龍
小說《西游記》里記載了魏徵變成門神的故事：長安附近的涇河老龍與一個算命先生打賭幾時下雨，下多少雨，結果為了賭贏犯了天條，玉帝派魏徵在午時三刻監斬老龍。老龍于前一天懇求唐太宗為他說情，唐太宗滿口答應。第二天，唐太宗宣魏徵入朝，并把魏徵留下來，同他下圍棋。不料正值午時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夢斬老龍。老龍怨恨唐太宗言而無信，陰魂不散，天天到宮里來鬧，鬧得唐太宗六神不安。
魏徵知道皇上受驚，就派了秦瓊、尉遲恭這兩員大將，守在宮門保駕，果然，老龍就不敢來在前門鬧了。可沒過幾天，那老龍王又在宮殿后門來找唐太宗算帳，魏徵于是抱劍為唐太宗守后門，這樣老龍才不再也敢來鬧了。唐太宗體念他們夜晚守門辛苦，就叫畫家畫了秦瓊、尉遲恭兩人之像貼在宮前門口，畫了魏徵畫像貼于后門，結果照樣管用。此舉也開始在民間流傳，秦瓊、尉遲恭與魏徵便成了門神，雙門左右貼秦瓊和尉遲恭，單門貼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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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早年值隋末戰亂，曾投瓦崗起義軍。后入唐太子李建成掌管圖籍的太子洗馬官。太宗即位后，先充諫議大夫，繼任中央行政長官之一的侍中。貞觀十七年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剛直、才識超卓、敢于犯顏直諫著稱。作為太宗的重要輔佐，他曾懇切要求太宗使他充當對治理國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為對皇帝一人盡職的“忠臣”。每進切諫，雖幾次極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動搖，使太宗也為之折服。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治，曾先后陳諫200多事，勸戒太宗以歷史的教訓為鑒,勵精圖治，任賢納諫，本著清靜無為、“仁義”行事,無不受到采納。貞觀十三年(639)所上《十漸不克終疏》,在當時和后世都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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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輔助太宗理政，已成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誤，助成貞觀之治。太宗曾說：“貞觀之后，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親手解下佩刀，賜予魏徵。貞觀十六年（642年）七月，魏徵染病，臥床不起。太宗手詔慰勞，并說：“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魏徵不顧疾病在身，又上言數事，對太宗在魏徵生病期間臨朝時“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評。魏徵平素為官清正，生活簡樸，以至家無正堂。太宗下令停止營造小殿，用其木材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據魏徵的好尚，賜給他素屏風、素被褥、幾、杖等家物。
貞觀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病情惡化，太宗命一中郎將住在他家中，及時通報病情，所賜藥膳無數，中使相望于道。太宗與太子兩次親臨病榻看望，并而許將衡山公主下嫁給他兒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時年六十四。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陪葬昭陵。安葬時，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車載著靈柩。太宗悲慟之極，登苑西樓望喪痛哭，還詔令百官送喪至郊外。并親自撰寫碑文，親筆書寫。他思念魏徵不已，對侍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太宗論定功臣，魏徵得以圖像于凌煙閣。他望著魏徵畫像思緒萬千，遂吟詩曰：勁條逢霜摧美質，臺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云臺上，空對余形無復人。
太宗對魏徵的特殊禮遇與尊寵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經魏徵舉薦入相的杜正倫、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誅，因指摘魏徵有朋黨；又揚言魏徵將前后諫諍之語抄錄給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為真，很不滿意，遂終止了衡山公主與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親自書寫的紀念碑。直到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親征高麗，戰士死傷數千人，戰馬損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這一舉動，不禁慨然嘆息說：“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馳驛以少牢之禮祭祀魏徵，又重立紀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剛正不阿，素以有膽有識、犯顏直諫而著稱，輔弼唐太宗撥亂反正，以成貞觀之治。太宗曾說：“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史家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說他“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這并非是諛美之辭。魏徵的名字與貞觀之治將同垂于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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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言直諫
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歷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臥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于朝政得失，頻頻上諫。唐太宗曾褒獎他說：“卿所陳諫，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629年）即以秘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諫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鑒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余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魏徵的諫諍涉及面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諫太宗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臺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于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歷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
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634），陜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后大怒，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諫說，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并不是訕謗。太宗聽后有所悔悟說：“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臺。一次罷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說魏徵“每廷辱我”。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顏直諫，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軍國大事外，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貞觀六年（632）八月，長樂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后所生，敕令資妝要倍于永嘉長公主。魏徵上諫，以為長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長孫皇后聽到此事后，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諫，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說：“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發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親自去魏徵家，賜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極諫，甚至說出了連長孫皇后也不敢輕易說出的話。
盡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對他的犯顏直諫曾感嘆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當然，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說：“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這一番話也并不只是謙遜之辭。
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里，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說：“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
偃革興文
魏徵鑒于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實行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認為大亂之后，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他舉例說，猶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彝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為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后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堅持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是積極可取的。太宗采納了魏徵的建議，制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于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
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化之本的施政方針。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于“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最后雖富強而喪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在大亂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當以安靜為本，“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
魏徵以靜為本的思想，主張社會有個安定的環境，與民休養生息，以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為此，魏徵曾屢次勸諫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輕徭薄賦，布德施惠。貞觀初年，嶺南諸州奏說高州酋帥馮盎反叛，太宗將調發江南、嶺南數十州兵討伐。魏徵立刻上諫說：“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認為馮盎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眾。”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依從了他的意見，不動一兵一卒，嶺南果然相安無事。太宗高興地說：“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如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十萬師。”遂賜絹五百匹。
為了防止勞役百姓，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周邊諸國的入朝貢獻。貞觀二年，高昌王麹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也欲遣使貢獻。魏徵上諫說：“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于此輩。”太宗聽了，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一些規模較大的活動，以減少費用。貞觀六年，文武百官都以為封禪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屢次請求東封泰山，唯獨魏徵不同意。他認為盡管太宗功高德厚，國泰民安，四夷賓服，“然承隋末大亂之后，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規諫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數州鬧水災，遂停止了東封活動。魏徵認識到，帝王崇飾宮宇，奢侈無度的結果必然疲勞百姓。在與太宗談及此事時，曾以“亡隋為鑒”，說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轍。
太宗曾讓在益州及北門制造綾錦、金銀器，魏徵上言，勸止此事。他說：“金銀珠玉，妨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太宗在位既久，忘記了儉約的作風。貞觀十一年（637），他東巡洛陽，住在顯仁宮，因州縣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譴責。魏徵認為這是漸生奢侈之風的危險信號，于是馬上給他敲一下警鐘：“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于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耶？”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興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國情民意的，有利于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國威遠揚。太宗頗有感慨地對宰臣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懾四夷，遠人自服。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驛，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聽廣納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舉了歷史上的唐、虞，“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不塞聽與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聽偏信，致天下潰敗而不自知，于是他結論說：“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魏徵主張君主兼聽納下，有利于君主聽取臣下的正確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宮，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難了解社會實際。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非問無由得知”。在魏徵看來，只有兼聽納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這是克服帝王獨斷專行的作風、減少失誤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這一思想。貞觀四年，太宗曾對侍臣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于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魏徵認為，開國之初，君主往往能兼聽廣納，但很難堅持始終。貞觀十四年（640），他向太宗表明了這種思想。他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采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諷勸太宗要善始善終。
兼聽納下不僅只講君主的思想作風，而且還包含發揮臣下的聰明才智，以使君臣協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說：“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說明君臣共為一體的道理，強調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導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閉目塞聽，“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魏徵的這種君臣一體，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贊賞，他曾多次對臣下說：“既義為一體，宜協力同心。”
魏徵從治亂得失的比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聽納下”的政治思想對于調整君臣關系也起了積極作用。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君臣關系處于既統一又對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他主張君主對大臣要誠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這樣“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對于臣下的信任是至為重要的。
唐太宗在實踐中推行了兼聽納下的思想，調整了君臣關系，改變了帝王傳統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對朝廷施政中的失誤之處上書規諫，糾繆補缺，匡弼時政。君臣和舟共濟，集思廣益，上下同心，從而開創了貞觀年間的諫諍成風的開明政治。
知人善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五條，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知人是用人的首要問題。在用人問題上，魏徵特別強調君主的知人。他給太宗上疏說：“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這是“無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決條件。
魏徵認為識別人臣的善惡是知人的一個重要內容。貞觀六年，太宗與他談及了“為官擇人”一事，他回答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怎樣才能“審訪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對官吏的嚴格考察，他說：“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魏徵認為在不同的環境中，觀察人的所作所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時機。
在不同的時期，在用人標準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天下未定之時，一般是“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時，“則非才行兼備不可任也”。他的這一用人思想，是和變化的客觀形勢相適應的，也是可取的。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天才無行，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得到了太宗的恩寵，因此他倆更是有恃無恐，任意彈射，不少大臣受到譴責，心中憤然不平。魏徵認為告訐并非正直，進讒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現，即上諫太宗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魏徵直言批評了唐太宗以告訐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錯誤做法，太宗開始默然不語，后來覺得他說的有理，賜絹五百匹。揚長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個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較明確地表達了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舍其所短”。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人都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魏徵主張“因其才以取之”，要揚其長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長。他的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責備的弊病，拓寬了用人之路。
賞罰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個內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談論過這一問題，他說：“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貞觀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因貪污罪被罷免官職。相壽曾是秦王府幕僚，憑借這一關系，他請求太宗宥免。太宗賜絹一百匹，還命他仍任舊職。魏徵知道后，立即進諫說：“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惡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眾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評，改變了原來的做法。
魏徵反對重用宦官。貞觀十四年（640），太宗屢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們回京后又妄加彈奏，常使太宗發怒。魏徵即上奏說：“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聽后高興地說：“非公，朕安得聞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隱患，并勸太宗要為子孫后代著想，表現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識遠見。唐后期的宦官專權也恰好印證了他對宦官“為患特深”的英明預言。
居安思危
魏徵在與唐太宗等人討論創業與守業之難時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后，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這里，雖然魏徵對披堅執銳、出入生死的創業之難估計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難卻是鞭辟入里的。魏徵認為，要守成帝業，使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貞觀五年，太宗談到雖然國內相安無事，四夷賓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懼不終”。魏徵則回答說：“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諳歷史，見歷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驕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亂，因此在貞觀六年與太宗談論古代帝王興衰時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他認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無心政治，因而導致了國家的危亡與覆滅，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魏徵常以亡隋為借鑒，以說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貞觀十一年（637年），他接連上疏，反復強調“以隋為戒”的重大意義。在奏疏中說：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余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誡太宗“鑒國之安危，必取于亡國”，并表示“臣愿當今之動靜，思隋氏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魏徵總結隋亡的教訓，作為太宗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鐘長鳴。
《詩經》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幾乎成為一條規律。魏徵明了這一點，他在奏疏中說古代帝王“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釋說：“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當志得意滿之后，玩物喪志，驕奢淫逸。因此，他特別告誡太宗“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他這種慎終如始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是保證帝業興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從善始慎終的政治思想出發，魏徵特別留意觀察太宗政治上的變化，及時提醒他注意。貞觀六年，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及這段時間政事如何時，魏徵認為政事不如貞觀之初。他比較說：“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聽了心悅誠服，拍手大笑說：“誠有是事。”
此后，魏徵還經常勸諫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風。貞觀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說：“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批評了太宗政事不如貞觀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他列舉了不少太宗勉強從諫的事例，說明與貞觀之初從諫如流的作風大不一樣。太宗聽后很滿意，褒獎他說：“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貞觀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詔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機，全面地、系統地總結了政事不如貞觀之初的事實，上奏太宗，這就是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疏中列舉了太宗搜求珍玩、縱欲以勞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頻事游獵、無事興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終十漸，批評了太宗的驕滿情緒，再次提醒他慎終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納，并對他說：“朕今聞過矣，愿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遂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文化功績
貞觀二年（628），出任秘書監之職，主管國家藏書之事。上書言喪亂之后，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圖書。太宗令他領寫四部群書。置讎校者20人，書手100人，校寫秘閣圖籍。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燦然具備。他改職之后，令虞世南、顏師古等碩學名儒續任秘書監之職。主撰《隋書》，其《經籍志》雖出于于之寧、李淳風等眾人之手，但總領其書。《隋書·經籍志》參考了阮孝緒《七錄》體例，以《漢書·藝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遺書14 466余部，89 666余卷，與《隋大業正御書目錄》核對，按經、史、子、集四部，下分40類，著錄存書3 127部，36 708卷，佚書1 064部，12 759卷。對考南北朝、隋代的藏書有幫助。在著錄方法上，每類下錄書名、卷數、作者、時代、官銜、內容提要、真偽、存亡或殘缺。以究學術之發展、考流別之變遷。為我國現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錄，是研究古代書目史的重要文獻。他在《隋書經籍志·總序》中，對古代藏書的興亡更替作了歷史的總結，豐富了藏書史研究的內容。貞觀七年（633），任侍中，封鄭國公。著有《隋書》序論，《梁書》、《陳書》、《齊書》總論。主編有《群書治要》。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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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早年做過道士，所以道家思想在他的治國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反復勸諫唐太宗要以無為為本，與民休息，這樣天下才能清凈自定。在他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中，還堅持認為：“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于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于上圣，論事則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于萬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見輕于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唐太宗自己也曾說：“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 …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統，強調“明德慎罰”，“惟刑之恤”。認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在于德、禮、誠、信：一個明哲的君主，為了移風易俗，不能靠嚴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義；光憑法律來規范天下人的行為是辦不到的。“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國家之需要有刑罰，比作駕車的人之需要有馬鞭，馬匹盡力跑時，馬鞭便沒有用處；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合乎仁義，那么刑罰也就沒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罰畢竟是不可少的，他認為法律是國家的權衡，時代的準繩，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輕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執法時“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決不可“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否則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訟息”。這一點對君主來說尤其重要。所以在進諫時，他總是特別要求太宗率先嚴格遵守法制以督責臣下。在聽訟理獄方面，他特別強調“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主”，做到“求實”,而不“飾實”，嚴防獄吏舞文弄法,離開事實去嚴訊旁求,造成冤濫。他自己每奉詔參與尚書省評理疑難案件，都按照這些思想,著眼于大體,公平執法,依情理處斷，做到“人人悅服”。這些又跟黃老道家思想非常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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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著作
魏徵所著有《隋書》的《序論》和梁、陳、齊各書的《總論》，另有《次禮記》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編的《群書治要》（一名《群書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論大都收錄在唐時王方慶所編《魏鄭公諫錄》和吳兢所編《貞觀政要》兩書里。《新唐書·藝文志》云：“魏徵《諫事》五卷，又《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
個人詩篇
《賦西漢》《橫吹曲辭·出關》《暮秋言懷》《奉和正日臨朝應詔》
禮樂作品
郊祭系列
《五郊樂章·肅和》《五郊樂章·黃帝宮音》《五郊樂章·黑帝羽音》《五郊樂章·舒和》《五郊樂章·青帝角音》《五郊樂章·肅和》《五郊樂章·雍和》《五郊樂章·赤帝征音》《五郊樂章·雍和》《五郊樂章·白帝商音》
太廟系列
《享太廟樂章·永和》《享太廟樂章·長發舞》《享太廟樂章·大基舞》
《享太廟樂章·肅和》《享太廟樂章·大成舞》《享太廟樂章·永和》《享太廟樂章·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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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是唐代巨鹿人，唐代巨鹿為今邢臺市巨鹿縣，唐代邢州（今邢臺市）也曾改名為巨鹿郡，遍觀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新中國至今的歷代史志、碑銘、家譜、鐵像、祠堂、詩文等，關于魏徵是巨鹿人的記載，多如牛毛，因此魏徵是今邢臺市巨鹿縣人，是沒有疑問的。
唐代記載
唐代吳兢《貞觀政要》中記載：魏徵，鉅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內黃。
唐代歐陽詢書《唐京兆開元寺鐘銘》碑刻銘文中記載：秘書監檢校侍中鉅鹿郡魏徵撰。
唐代杜淹《文中子世家》中記載魏徵是巨鹿人
唐代《九成宮醴泉銘》也記載魏徵為巨鹿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貞觀政要》等這些唐代成書的文章要比五代時的舊唐書和宋代時的新唐書早幾百年。因此更有權威和參考價值。
五代記載
五代后晉時官修的《舊唐書.魏徵本傳》中記載：生于周大象庚子，名征，字玄成，巨鹿（今河北巨鹿）人。
宋代記載
比歐陽修的新唐書早約100年的《太平寰宇記》中記載：魏徵是巨鹿人
和歐陽修編著的新唐書同時代的司馬光編著的《資治通鑒》記載魏徵為巨鹿人。
元代記載
元代大學士虞集所撰《順德路魏文貞公宋文貞公祠堂記》說記載魏文貞公征是順德路巨鹿9今邢臺巨鹿縣）人。
元代王守正所編《道德真經衍義手抄》記載：“宰相魏徵，鉅鹿人也。時上疏諫之”鉅鹿即為今邢臺巨鹿。
明代記載
明代巨鹿縣《魏相祠記》中記載：此巨鹿為公桑梓，銅馬之墟，印壟榛莽。
明代順德府建造有《三文貞公祠》，在祠堂記中也明確記載魏徵是巨鹿人。
明代《順德府志》、《巨鹿縣志》均記載魏徵為巨鹿人。
清代記載
一、 清代臺州市《魏氏宗譜》
清代臺州市《魏氏宗譜》記載魏徵為順德府巨鹿人，“魏徵厥里居固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人”，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即為今河北省邢臺市巨鹿縣。浙江省臺州市魏玉生先生于2004年給邢臺巨鹿縣來信談：“我在一份資料上看到有關魏徵故里的爭議，現將我們臺州魏氏族譜中的記載，提供給你們參考。
1、臺州魏氏在清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修譜序言中記載：‘魏徵厥里居固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人’（河北省邢臺市巨鹿縣）。
2、臺州魏氏始祖魏宗諒是魏徵的曾孫，也是鉅鹿縣人。其《魏氏族譜》中記載：“魏徵子叔瑜、孫華、曾孫宗諒。族譜中記載魏宗諒的家鄉是‘直隸順德府鉅鹿縣’。”
這封信已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魏徵故里是現今之河北省邢臺市鉅鹿縣。同時也揭開了一個謎，即《貞觀政要·魏徵傳》載：“魏徵鉅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內黃”，其“近”在何時？據查《貞觀政要》約成書于720年。而魏宗諒于公元710年之任臺州刺史。由此推斷則徙家當為710至720年之間，方可謂“近”。
二、清代光緒年間蘭溪市《魏氏家譜》
清代光緒年間蘭溪市《魏氏家譜》明確記載，蘭溪魏姓始祖系唐代名臣魏徵，出于巨鹿郡（唐代巨鹿郡為今邢臺市），這套家譜共分四卷，前三卷為清光緒年間的印刷本，后一卷為手寫本。據介紹，該家譜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代光緒二十四年，家譜記載了初唐至清朝光緒年間蘭溪游埠魏家村魏姓家族的繁衍、生息情況。家譜中不但有魏徵等家族中名人的介紹及畫像，還收錄了清代皇帝對魏家所下的詔書。據家譜記載，魏姓最早出于河北巨鹿郡(今邢臺市），而蘭溪魏姓則是在宋代由福建建寧遷入。
民國發現
民國時期北宋邢州巨鹿古城發掘出唐代時期的巨鹿魏徵祠堂和魏徵鐵像也證明魏徵是邢臺巨鹿人。
1918年，河北邢臺巨鹿縣遇大旱.漳河水干.民眾打井自救.無意中挖出大批古陶瓷.頓時引起國內外轟動.知識界與考古界極為震驚.天津博物院于1920年親臨巨鹿進行考古調查，1921年，北京歷史博物館對巨鹿故城三明寺進行正式發掘。
考古發現：鉅鹿城南門內路東靠北有一處唐代建筑物“魏徵祠堂”，祠堂內有唐代所鑄的魏徵鐵像。有人要發掘該祠堂。因南門外有一小村村民皆姓魏，言稱為魏徵后人，前來阻止發掘，所以保存未毀，解放后魏徵鐵像不知所蹤。
《辭海》記載
1999年版《辭海》對魏徵詞條進行了修改：“魏徵，唐初政治家。字玄成，巨（鉅）鹿人，后移居相州內黃。”依據不再是新唐書也不是舊唐書，而是《貞觀政要》，可以說魏徵故里是巨鹿得到專家一致認可，也還了邢臺巨鹿一個清白。
和邢臺多如牛毛的史志、家譜、碑刻、詩文、祠堂、文物等都記載魏徵是巨鹿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館陶縣地方史志和文物在明代以前對魏徵毫無記述，同樣晉州的地方志最早記載魏徵的也是在明代，之前無任何文物可考，但是關于魏徵是邢臺巨鹿人的記載則跨越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國、新中國的各種史志、家譜、碑刻、詩文、祠堂、文物等，這些都明確而清晰的說明魏徵是巨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