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以打垮敵人為目的的戰爭計劃（一）
當我們詳細地論述了戰爭可能具有的幾種不同的目標以后，現在我們就來研究同這些目標相應的三種相異的戰爭的整個部署。依據我們以前對這個問題所作的全部論述，有兩個主要原則貫穿在整個戰爭計劃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準繩。
第一個主要原則是將敵人的力量歸結為盡可能少的幾個重心，倘若可能，歸結為一個重心；同時，把對這些重心的打擊歸結為盡可能少的幾次主要行動，如果可能，歸結為一次主要行動；最后，把全部的次要行動盡可能保持在從屬的地位上。總而言之，第一個主要原則就是盡可能集中地行動。
第二個主要原則是盡可能迅速地行動，即，沒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頓，不要走彎路。
能否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一個重心，也取決于下列條件：
第一。敵人軍隊的政治關系。假如敵人是個國家的君主的軍隊，那么把它歸結為一個重心大多是沒有困難的。如果敵人是結成同盟的國家的軍隊，其中一國的軍隊只是履行同盟的義務，并不是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就把它們歸結成一個重心的困難也不會很大。如果敵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國的軍隊，那么問題便在于它們之間的友好程度。關于這些問題在前面我們已講過了。
第二。敵人各支軍隊的戰區的位置。
若敵人的軍隊在同一個戰區內集中成為一支軍隊，那么，它們實際上正是一個整體，因而我們就不必考慮其他問題了。如果敵人的軍隊是在一個戰區內的不同的國家的幾支軍隊，那么，它們的統一就不是絕對的，但各支軍隊之間還有密切的關系，對于一支軍隊的決定性打擊還會影響其他軍隊。如果各支軍隊配置在毗鄰的幾個戰區內，這些戰區之間沒有巨大的天然障礙把戰區完全隔開，那么，一個戰區還會對其他的戰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各個戰區相距很遠，中間還隔有中立地區或大山脈等等，那么，一個戰區對另一個戰區是否會發生影響，就頗值得懷疑了，即發生影響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假如各個戰區是在被攻擊的國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對這些戰區的行動是在離心方向上進行的，那么，各個戰區之間就幾乎互不影響了。
假設俄國和法國同時進攻普魯士，那么，從作戰的角度來看，這完全等于兩個不同的戰爭，至多它們之間的關系在談判時才能顯示出來。
與此相反，七年戰爭中的薩克森軍隊和奧地利軍隊都必須看作是一支軍隊，它們中間這一支軍隊如果遭到打擊，另外一支軍隊必然會同時受到影響，這一方面正是因為兩個戰區對于腓特烈大帝來說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薩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沒有獨立性。
雖然１８１３年拿破侖要同那么多的敵人作戰，可是對他來說這些敵人幾乎都會在同一個方向上，而且敵人軍隊的戰區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和強烈的相互影響。倘若拿破侖能夠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處擊敗敵軍主力，那么，他就同時決定了其他各部分敵軍的命運。他如果打敗了在波希米亞的主軍，經過了布拉格直逼維也納，那么，布留赫爾就無論如何不能繼續留在薩克森了，因為他會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亞，而瑞典王儲則連繼續留在馬克的愿望也不會有。
但是，奧地利如果在萊茵地區和在意大利同時對法國作戰，那么，它要讓在這個戰區進攻的勝利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經常是很困難的。這一方面也是因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兩個戰區完全隔開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通往這兩個戰區的道路的方向是離心的。相反，法國在一個戰區的決定性勝利要同時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卻比較容易，這是因為它在兩個戰區里的軍隊的進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奧地利王朝的重心維也納。而且可以說，通過意大利戰區的勝利同時決定萊茵戰區的命運，比起通過萊茵戰區的勝利同時決定意大利戰區的命運要容易一些，因為從意大利進行的打擊主要是指向奧地利的中心，而從萊茵地區進行的打擊主要是指向了奧地利的側面。
由此可以看出，敵人力量的分離和聯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只有在具體情況下才可以看清，這一戰區的事件對另一戰區有多大的影響，而后根據這一點才可以確定，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夠把敵人力量的各個重心歸結成一個重心。
只有在一個例外的場合，即次要行動可以帶來不尋常的利益的場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敵人力量的重心這個原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有這樣一個前提，即我們有決定性的優勢，在進行次要行動時主要地點也不致會有過多的危險。
當標洛將軍在１８１４年向荷蘭進軍時，預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領的三萬人不僅能夠牽制同樣多的法軍，而且會給荷蘭人和英國人提供機會，使他們那些本來根本不能發揮作用的軍隊能夠參加作戰。
總之，擬訂戰爭計劃時應該遵循的第一個觀點是，找出敵人力量的每個重心，并且盡可能把這些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第二個觀點是，把用來進攻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動上。
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有人會找出一些同我們上述觀點相反的理由，作為分兵向前進的根據，這些原因是：
軍隊原來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參加進攻的國家的位置不適于集中兵力。
若集中兵力要走彎路和浪費時間，而分兵前進并沒有太大的危險，那么分兵前進是合理的。因為，進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會損失很多時間，因此會削弱第一次打擊的銳氣和速度，這是違反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原則的。在多多少少會有希望出敵不意地襲擊敵人的一切場合，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慮的是下面的情況：幾個同時進攻的盟國的位置并不是在一條直線上，也就是說它們不是前后重疊而是并列地面對著被攻擊的國家。譬如普魯士和奧地利對法國作戰，兩國的軍隊如果想集中起來從一個地點向前進，那就是浪費時間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為要直搗法國的心臟，普魯士人自然的前進方向是從下萊茵地區出發，奧地利人自然前進方向是從上萊茵地區出發。在這種場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損失。所以在具體情況下就要考慮，是否會有必要用這樣的損失來換取兵力集中。
分兵前進可取得較大的成果。
這里所說的分兵前進是向一個重心的分兵前進，因此這是朝向心地前進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線上或者離心線上的分兵前進則是屬于次要行動的范疇，而這樣的行動我們已經講過了。
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向心進攻都是容易取得較大的成果的，因為，如果向心進攻成功了，其結果就不是簡單地打敗了敵人，而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斷敵人軍隊的退路。所以，向心進攻常常能取得較大的效果，可是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較大的戰區內作戰，因而是比較冒險的；向心形式同離心形式的關系正如同進攻與防御的關系一樣，較弱的形式本身能帶來較大的成果。
所以，問題在于進攻者是否覺得自己強大得足以去追求著這個巨大的目標。
腓特烈大帝１７５７年進攻波希米亞時，是從薩克森和西里西亞分兵前進的。他所以要這樣做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他的軍隊在冬季就是這樣配置的；假如把軍隊集中到一個地點再進攻，就不會收到出敵不意的效果。第二。這種向心進攻能從側面和背后威脅奧軍兩個戰區中的任一戰區。這時，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險正是：他的兩支軍隊中的一支軍隊可能被優勢的敵軍擊潰。奧地利人只要沒憑借優勢兵力擊潰這二個軍團中的一個，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會戰，否則，他們就會有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斷退路的危險，從而遭慘敗；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這次進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戰果。結果奧地利人選擇了在中央接受會戰的途徑，但是他們配置軍隊的布拉格卻處在包圍攻擊的威脅下。奧地利人完全處在被動地位，因此這次包圍攻擊有時間充分地發揮效果。奧地利人會戰失敗了，是一次真正的慘敗，因為三分之二的軍隊連同他們的司令官都被圍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說這是慘敗。
腓特烈大帝在戰局開始時所以能獲得這樣輝煌的戰果，是因為他采取了向心進攻的大膽行動。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動十分準確，他的將領十分努力，他的軍隊占有精神上的優勢，而奧軍卻行動遲鈍，這些足以保障他的計劃獲得成功，那么，他這樣行動誰又能責難他呢！可是，若不考慮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并把這種勝利完全歸功于進攻的簡單的幾何形式，那也是不應該的。我們只要能回憶一下拿破侖所進行的同樣輝煌的１７９６年戰局，就能明白這點了。在這次戰局中，奧地利人因為向意大利進行了向心進攻而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法國將軍在１７９６年所擁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１７５７年奧地利統帥也是具備的，甚至還要多一些，因為奧軍統帥當時的兵力不像拿破侖在１７９６年那樣比敵人弱。從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們向心地分兵前進使敵人有可能利用內線擺脫兵力較弱的不利，那么我們就不宜分兵向心地進攻，在軍隊的配置位置讓我們不得不分兵向心進攻的場合，也只把這種進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