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論
唐代：趙蕤
議曰：《反經》、《是非》、《適變》三篇，雖博辯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羨，無所歸宿。故作《正論》以質之。)
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司馬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是非，故長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凈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也。
(子夏曰：“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晉時王政陵遲，南陽魯褒著《錢神論》，吳郡蔡洪作《孤憤》。前史以為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謂也。)
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也。(《書》著帝王之道，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義也)
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也。
(《樂》書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其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人，征為事，羽為物。五音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捶，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征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音皆亂，則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國滅亡無日矣。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快意，所以動蕩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信，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征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者，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者，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征音者，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者，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圣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僻無由入也。”
班固曰：“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后心術形焉。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靜；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人，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
范曄曰：“夫鐘鼓，非樂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存器而亡本，樂之失也。調氣以和聲，樂之盛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養，孝之大也。”
議曰：東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禮，中央宮主信，西方商主義，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為：征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則以征主智，羽主禮，與舊例乖殊。故非末學所能詳也。)
潔凈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也。(《易》之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人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適宜，物有節文。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衛，所居不合，豈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節也，圣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踴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之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斗之獄煩；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也。
(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代，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漢興以來，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澤流四極，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之恥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謂述，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散亂矣。
儒家者，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此僻儒之患也。
(司馬談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十數，累世不能通其學，常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范曄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圣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朝綱日陵，國隙屢啟，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剛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民誦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順之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移矣，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禮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者，斯豈非學者之效乎？故先師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道家者，蓋出于史官，歷紀成敗，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獨任清虛，何以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陰陽家者，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陰陽之弊也。
(司馬談曰：“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經，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故曰：日蝕、地震皆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棄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視、聽、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宮，般樂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征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遂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又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城，則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管輅曰：“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人擾，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又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驅風云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沉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飛；伯姬將焚，鳥鳴其哭；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云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漢竇武上書曰：“間者有喜禾、芝草、黃龍之瑞見。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實由吉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又裴楷曰：“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民癘疫，三者并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麔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也。”
魏青龍中，張掖郡玄川，溢涌寶石負鼎狀，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時人以為魏端，任令于綽赍以問張珔，珔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以禎祥先見，然后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廢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后司馬氏果代魏。
漢武時，巫為上致神君，神君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亂則有氣變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生，此形之異也；男化為女，死而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形神之異，各以類感。善則生吉，惡則生兇，精氣之際，自然之符異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氣失其節，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也。”
《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仇動于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當漢武之時，賦斂繁眾，人民雕弊，故有無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仇而生妖之類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則萬物精神形氣，各返其本也。”
后漢陳蕃上書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實在修德。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見怪則修身。’神不能傷道，妖不能害德。”
《漢書》曰：“夫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法家嚴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使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職分，不相逾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繳者為之(繳，音工鈞反。)，則茍鉤鈲析亂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名家使人檢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覓反。)
墨家者，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兇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馬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夫墨者亦上論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強本節用，則家給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長，雖百家莫能廢也。”
漢武帝問董仲舒策曰：“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輅，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旨哉？”對曰：“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此王道也。”)
縱橫家者，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音）許遠反)而棄其信。此縱橫之弊也。
(荀悅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于天下，以要時世者，謂之游說；色取人，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游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無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言論者，計厚薄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下筆。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飾華廢實，競取時利，薄骨肉之恩，篤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苞苴盈于門庭，聘問盈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游俠之本生于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義。其失之甚者，至于為盜賊矣。游說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之，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詐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義，泛愛容眾，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以立功業于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為奸宄矣。甚相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
雜家者，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理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此雜家之弊也。
農家者，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則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農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馬遷《史記》，其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利勢，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世謂之實錄。”)
文子曰：“圣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應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論曰：范曄稱：“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弊也。而遭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
嘗試論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飲，理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權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則大同極軌，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樸遞行，用明居晦，回穴于曩時，興戈陳俎，參差于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治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仇，寬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弊由崇儉；楚楚衣裳，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于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
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大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修畫一之法。斯實馳張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統乎？
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中一隅之說。貴清凈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于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于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變哉？
趙蕤
趙蕤 (ruí），字太賓，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于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并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