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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

唐代：趙蕤

譯文

　　內(nèi)心明白了某種道理，但不借助語言，就不能把這道理表達出來；把某種事物用一定的名稱規(guī)定下來，但不借助語言，就無法把它與別的事物區(qū)分開來。不借助語言表達自己內(nèi)心的思想，就無法與別人溝通交流；不借助名稱來區(qū)分事物，就無法顯現(xiàn)你對事物本質(zhì)的認(rèn)識。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來就有名號稱謂，也并非道理自來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疇。而要區(qū)別事物的本質(zhì)就必須為它們規(guī)定不同的名號稱謂；要傳達你內(nèi)心的思想，就必須確立一定的概念范疇。所以才有道、德、仁、義、禮、智、信等等概念范疇。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人必須遵循的規(guī)律。坐在那里時，知道自己將要做什么；出行時知道要往哪里去；辦事知道所憑借的條件；行動起來要知道什么時候該停止——這就是道[還有一種說法是：道就是人必須遵循的規(guī)律，使萬物不迷失其必然的法則。]什么是德呢？德就是人所獲得的，也能夠使別人各得其所就是德。仁就是愛，得到利益，除去禍害，博愛無私就是仁。[又說：仁就是愛心。同情心和憐憫心便能發(fā)展為仁。]義就是合宜，明確是與非，肯定與否定的界線就是義。[又說：義就是人所做一切都無不合宜，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此來建立功業(yè)就是義。]禮就是人們必須要實行的。或進或退必須有一定的規(guī)范，尊卑、長幼、上下、貴賤都要有所差別就是禮。[又說：禮，就是人必須實行的。早起晚睡，為的都是維護君主的統(tǒng)治秩序。或說：褒獎善行，防止過惡就是禮。]智就是人們的知識。用來判斷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們的承諾，發(fā)號施令時，都以最高統(tǒng)帥一人的意志為準(zhǔn)則就是信。看到事物的開端，就能預(yù)知它的后果，執(zhí)不變之道應(yīng)對變化元常、復(fù)雜多端、形形色色的具體事物就是術(shù)。[還有一種說法：專殺生之大權(quán)，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輕重緩急的能力，準(zhǔn)確地評論得與失，能使遠近，真假無法隱藏地呈現(xiàn)在君主面前就是術(shù)。]

　　劉向《說苑》中說：“順從君主的命令，也確實有利于君主就是順。[又說：君主命令正確，臣下因而服從就是順。]順從君主的命令，卻對君主不利就是諛。[又說：該說時不說是隱，該勸阻時不去勸阻就是諛。還說：君主不正確而臣下順從就是逆。]違背君主的命令，卻對君主有利就是忠。[還說：

　　把財物分給別人就是惠，用善來教誨別人就是忠。荀子說：用高尚的德行遮護君主并能感化他，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彌補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確的意見勸諫君主不正確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違背君吏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亂。[還說：獎賞沒有功績的人也是亂。]君主有錯誤，而且即將危脅到國家根本利益，這時能暢所欲言，陳述已見，君主采納，便留下來繼續(xù)為官，不采納便辭職回家，這是諫臣。采納自己的意見沒便罷，不采納自己的意見，便以死明志，這是凈臣。能率領(lǐng)群臣向君主進諫，解除國家的禍患，這是輔臣。違抗君主錯誤的命令，改變君主的行事，使國家從危難中安定下來，消除了君主的恥辱，這是弼臣。”[所以說諫、諍、輔、弼之臣才是國家的忠臣，明主的財富。]

　　《莊子》說：“什么都不管，一味求進就是佞，觀察君主的好惡然后說話就是諂。說話不分別是非一味順從就是諛。好說別人的壞話就是讒。假裝稱譽別人，而實際上希望別人倒霉叫慝。不分善惡，兩者兼容，都表現(xiàn)出和顏悅色的樣子，暗中卻盜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叫險。”古語說：“用可行的方法補救不可行的方法就叫和。無論對自己喜歡的還是憎惡的，一概不表示反對意見就叫同。用賢者取代賢者就叫奪。用不賢者取代賢者就叫伐。法令本來寬緩，可是定罪卻很苛刻就叫暴。把好的東西都竊為已有就叫盜。自己有罪惡卻不知改過就叫虐。態(tài)度恭敬卻不合于禮數(shù)就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自己的所作所為就叫逆。[又有一種說法，態(tài)度恭敬卻不合于禮數(shù)就叫逆。還說：有令不行就叫障。]禁止錯誤的，樹立正確的就叫法。明知是善事偏偏不去做叫狂。明知做了壞事卻不想改正就是惑。”姜太公說：“斂取天下珠寶、玉石、美女、金銀、彩緞就叫殘。收用暴虐的官吏，濫殺無罪的人，完全不按法度就叫賊。”[《莊子》說：“離間親戚朋友就叫賊。”荀子說：“不體恤國君的榮辱，不體恤國家的得失，茍合取容，拿國家的俸祿供養(yǎng)自己的朋友，就是國家的盜賊。”]賢人不來報效朝廷就叫蔽。忠臣不來報效朝廷就是塞。表面上選擇仁愛而實際上違背仁愛就叫虛偽。不以誠心對待臣子卻指望臣子以誠心侍奉自己就叫愚蠢。從渾沌的狀態(tài)中分離出來成為人就是性。秉受天地之性叫命。凡是人都有金木水火土五種秉性，但不同地域的人卻有剛、柔、緩、急、音、聲的差別，這是與水土之氣有關(guān)系的，這就叫土風(fēng)。好惡、棄取、動靜都沒有永久不變的法則，而是隨順著當(dāng)今皇帝的情趣愛好，這就叫民俗。”

　　有人問：“樂和音相同嗎？”趙子回答說：過去魏文侯曾問子夏說：“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來聽古樂，只怕打瞌睡。而聽鄭音時則一點也不感到疲倦。請問，古樂是那樣而新樂又是這樣，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說：

　　“現(xiàn)在你問的是樂的問題，而你所愛好的卻是音。樂與音雖然有相近的地方，性質(zhì)卻是不同的啊。”文侯說：“那請問怎么不同呢？”子夏說：“古樂，是在天地正常運行，春夏秋冬四時交替有序，百姓得其所欲，五谷豐登，沒有疾疫流行，也沒有什么不吉祥的兆頭的時節(jié)，這叫做無所不當(dāng)?shù)臅r代，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君臣的關(guān)系準(zhǔn)則來作為治理天下的紀(jì)綱。紀(jì)綱端正之后，天下也完全安定了。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即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元射），調(diào)和五聲（宮商角徵羽），然后配上琴瑟，歌唱《詩》和《頌》，這稱做德音。只有德音才能稱作樂。《詩經(jīng)》上說：‘默然清靜，顯示出他的德音，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是非既明，善惡既分。能做師長，也能做人君。統(tǒng)治這個大國，使百姓順服，上下相親。至于文王，其德從無遺恨。既己享受上帝的福佑，還要延及他的子孫。’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而如今你所喜好的，是沉溺在音里了啊。鄭音太濫，會使人的心志惑亂；宋音安逸閑適，使人心志沉溺，難于振作；衛(wèi)音急促，使人心志煩燥；齊音狂做偏邪，使人心志驕恣。這四國之音都會令人沉溺美色，有害于品德。所以祭祀大禮時不用它們。這就是樂與音的區(qū)別。”[董仲舒說：“古代還沒有制禮作樂的時代，便使用先王傳下古樂中適合當(dāng)時的，用來深入教育化導(dǎo)百姓。

　　教化百姓的目的達到之后才制禮作樂。所謂樂，就是樂于圣人之德。所以國風(fēng)淫俗，都是由于所配的管弦等樂調(diào)啊。”《樂書》上說：“懂得聲卻不懂得音的是禽獸。懂得音而不懂得樂的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樂。”

　　所以考察聲便能懂得音；考察音便能懂得樂；考察樂便能懂得政治。懂得了樂和政治，那治理國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備了。這又是聲和音的區(qū)別。]

　　有人又說：“音與樂的問題我已經(jīng)聽你講明白了，請問儀和禮相同嗎？”

　　趙子回答說：過去趙簡子向太叔詢問揖讓和應(yīng)酬賓客的禮節(jié)，太叔回答說：“你問的是儀而不是禮。我曾聽過去鄭國大夫子產(chǎn)說過，禮是天之經(jīng)、地之義，百姓所必須遵循的準(zhǔn)則。天地之常經(jīng)，百姓確實是當(dāng)作法則來對待的。

　　以天的光明日月星辰為法則；依地陰陽剛?cè)嶂詠硇惺隆Ｉ申庩栵L(fēng)雨晦明六氣，運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散發(fā)酸咸辛甘苦五味，化作青黃赤白輝五色，顯現(xiàn)為宮商角徽羽五聲。六氣、五行、五色、五味、五聲一旦過度失正，就會產(chǎn)生昏亂，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所以制禮來承持民之本性。人有好惡喜怒哀樂，這都生于六氣，所以要研究六氣而制禮，以約束這好惡喜怒哀樂六種心志。哀表現(xiàn)為哭泣，樂表現(xiàn)為歌舞，喜表現(xiàn)為施舍，怒表現(xiàn)為爭斗。哀樂不失其常才能與天地六氣協(xié)調(diào)，才能長久。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來順從禮的規(guī)定就可以稱他為成人了。”

　　有人又問：“但是究竟什么是儀呢？”趙子回答說：供養(yǎng)國中人才并教給他們六儀：祭祀時的儀容要肅穆、正大；接待賓客時的儀容要莊重恭敬；在朝廷時的儀容要威儀整齊、多而不亂；在喪禮上的儀容要悲哀疲憊；軍隊的容儀要果斷剛毅；車馬的容儀要壯盛整齊。這就是禮和儀的區(qū)別。界定名稱的弊端在過于摳字眼。假如沒有這種弊端，那么界定名稱的方法就是一種好方法。

　　結(jié)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學(xué)派分為九流，其中第九就是雜家。他說雜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長，融匯名法于一家之說。傅玄曾用九品論人，其第九品是雜才，長于諷諫論辯。由此看來，雜取各家之說的好處，古代人就知道了。所以我們此篇文章，用雜家思想闡明道理，敘述史事，目的是為對將來的君子能有所啟發(fā)。

趙蕤

趙蕤 (ruí），字太賓，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zhèn)趙家壩人），約生于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趙蕤術(shù)數(shù),李白文章”并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