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篇
兩漢：王充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逢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
王良、造父稱為善御，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圣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圣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歷，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益不稟天善性，得圣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溪、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煉，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煉，乃異質哉？工良師巧，煉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煉，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煉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圣未之熟鍛煉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
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瑯玕”，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磨歷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取刀劍月，摩拭朗白，仰以向日，亦得火焉。夫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岳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岳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
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跡，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儀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硃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而以生禍也。
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谷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受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曲孽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孽；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鼓性有賢愚。
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於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於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筑墻，以自蔽鄣，為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圣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譯文
研究人的德性，一定有善有惡。善的，固然開始就善；惡的，還能經過教育、勸告、引導、勉勵，使他們成為善的。凡是做君主和父親的，都會仔細觀察臣與子的德性，善的就培養、教導、勉勵、引導，不使他靠近惡的；惡的就教育、安撫、制止、防犯，使他向善的方面逐漸轉化。善的向惡的方面逐漸轉化，惡的向善的方向逐漸轉化，就會成為和生就的品行一樣。
召公告誡成王說：“現在王開始行使自己的使命執政，嗚呼！就像剛獨立生活的人樣，沒有不在其剛開始的時候就打好基礎的。”“生子”是說十五歲的人，剛開始獨立生活就要立志向好的方向發展，最終是善的；開始獨立生活就愿意向壞的方向發展，最終是惡的。《詩經》上說：“那個美好的人，拿什么贈送他？”傳注說：“比如像潔白的絲，用青色染料染它就是青色，用紅色染料染它就是紅色。”十五歲的人他們像絲一樣，會逐漸轉化為善的或惡的，如同青色染料、紅色染料染白絲，會使它變成青色、紅色一樣。一旦染成青色、紅色，就跟真的顏色沒有區別。所以楊子怕走岔路而哭泣，墨子怕絲染錯顏色而哭泣，這大概是傷心一旦離開了正道或本色，就不能再改變。人的德性，善的能變成惡的，惡的也能變成善的，就像這種情況。飛蓬長在麻中間，不用扶持自然會直；白紗放進黑色的染缸，不用染色自然會黑。那飛蓬的生性不直，白紗的質地不黑，但由于大麻的扶持，黑色的染缸，使它們變直變黑。人的德性就像飛蓬和白紗一樣，在逐漸浸染之下，善惡是會改變的。
王良、造父被稱為善于駕馭車馬的好手，能把不好的馬馴成好馬。如果只能駕馭好馬，不好的馬不能夠馴服，這只能是普通馬夫駕車的本領，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可以讓世人稱贊呢？所以說：王良一登上車，馬就不會疲塌跑不快；堯舜治理國家，百姓不會狂妄愚蠢。傳注上說：“堯舜的百姓，能挨家挨戶地被封賞；桀紂的百姓，要挨家挨戶地被誅殺。”“有夏、商、周這樣的百姓，所以三代能夠按正道而行。”圣明君主的百姓像那樣，兇殘君主的百姓像這樣，歸根到底在于教化而不在于本性。聽到伯夷的品格，貪戀的人會廉潔，怯懦的人會立志；聽到柳下惠的品格，刻薄的人會厚道，庸俗的人會寬容。僅僅是聽到他們品格崇高，就有的變得有節操，何況是親自接觸本人，面對面地誠懇地告戒呢！孔門弟子七十人，都有勝任卿相的才能，他們蒙受圣人教誨，文才得到精心培養，智慧和才能超過常人十倍，這都是教育訓導的功績，逐漸感化的功勞。他們沒有進到孔子門下學習時，只是社會上平凡而不出奇的人。其中尤其最不順服的是子路。世人說子路是做事沒有恒心的庸人，在沒有到孔子門下學習時，頭戴雞冠，臂掛豬尾，兇猛無禮。聽見朗讀書的聲音，就搖頭擺尾，噘嘴怪叫，吵鬧之聲直刺讀書人的耳朵，可惡到極點。孔子把他叫來，并且教育他，逐漸感化、磨練、啟發、教導、誘導、進取，這樣兇暴的氣勢消失了，驕橫的現象收斂了，終于能辦理政事，列入在四科之內。這就是改變本性把惡人變成善人的證明。
肥沃與貧瘠，是土地的本性。土肥而有水澆灌的，本性美好，種莊稼長得很茂盛。土地高低不平而瘠薄的，本性惡劣，要是深耕細鋤，多加糞土，努力加上人的功夫，以幫助地力，這樣種下的莊稼與那肥沃土地就會相類似。地的高低，也同這道理一樣。用大鋤和鐵鍬挖地，把高處的土填到低的地方，而那低處就會與高處平齊。如果再用大鋤和鐵鍬繼續挖下去，那么低處不僅是平齊，反而會變得更高，可是那高處反而成了低處。假使人性有善有惡，就像地有高有低一樣，如果努力使他接受教化，不善的就會和性善的人一樣。并且好德性已經變得深厚，培養著他的政教風化，使他變得善良，這種“善”就將更應該比過去的善更善，如同低處增加大鋤和鐵鍬去繼續填土，就會比高處更高一樣。“端木賜沒有承受祿命卻做生意發了財”。端木賜本沒有承受天給予的富命，所以做生意發了財并有積聚，成為社會上富有的人，是因為他掌握了做生意牟利的一套方法。掌握了這套方法，即使沒有稟受祿命，還是會越來越富裕。性惡的人，也沒有稟受天給予的善性，只要得到圣人的教導，志向和操行就能改變。世人稱贊利劍有千金的價值。像棠谿、魚腸、龍泉、太阿等寶劍，它們本來是未經冶煉的、山中的一般鐵礦，經過冶煉工人冶煉鍛造，就成了鋒利的劍，難道利劍的冶煉鍛造用的是特殊材料？這是因為工匠技術高明，又經過認真多次的冶煉才成功的。試拿佩在腰帶下一把普通的劍，反復熟練地鍛造，使鍛燒的火保持足夠的溫度，再把它整治鋒利，就如同一把值千金的寶劍了。鐵礦石是天然的，尚且被鍛煉的人改變了原來的本質，何況人還包容有仁、義、禮、智、信五種德性，只是賢圣還沒有對他們加以鍛煉罷了，為什么要擔憂他們的天性不善呢！古人尊重良醫，是因為他能知道危重的疾病從哪兒產生，并且用銀針和藥物治好它。要是光知道病的名稱就坐等它好，那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人有不好的德性，那是性與命的疾病，沒有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救治就想叫他們改變，豈不是太難了嗎！
道有自然形成的，有人為的，自然形成的本來一開始就與天意相符合，人為的是人施加了智慧和技巧，但它與自然形成的沒有什么兩樣。拿什么證明呢？《尚書·禹貢》上說的“璆琳瑯玕”，璆，是美玉。琳，是真珠。瑯玕，類似珠。這些本來是地里形成的，真的玉和珠。然而道人熔化五石，作成五色的美玉，與真正的寶玉相比，光潤沒有什么差別；還有魚和蚌里的珍珠，與《禹貢》里說的璆琳，都是真正的美玉珠寶。至于隨侯用藥制作玉珠，光亮得像真的一樣，這是道士的法術所至，已超出人的智慧和技巧范圍。陽遂是從天上取火，五月丙午這天中午的時候，熔化五石用它鑄成銅鏡，反復磨擦使其發亮，然后把鏡面朝上向著太陽，立即火就來了，這才真是取火的方法。現在隨便用刀劍和半月形的鉤把它擦得雪亮，朝上向著太陽，也能得到火。半月形的鉤不是陽遂，它能取火的原因，是摩擦導致的。現今性惡的人，假使他們與性善的人同類？可以引導勉勵他們，使其變得性善；假使他們不同類？也可以使他們跟道人鑄玉，跟隨侯制作玉珠，像人磨刀劍和半月形的鉤一樣，以學習去教育開導，以德去逐漸感化，這樣他們就會一天天地逐漸具備仁義的操行了。
黃帝跟炎帝為爭奪成為天子，就馴化熊、羆、貔、虎等在阪泉的郊外與炎帝的部隊大戰，三戰得勝，炎帝大敗。堯把天下讓給舜，鯀當時是諸侯，想做三公，但堯不答應，于是激怒自己的猛獸，想以此作亂，把獸的角排列起來可以成墻，豎起尾巴可以作軍旌，心奮氣盛，想仗此打仗逞強。禽獸與人是不同的形體，尚且能命它們打仗，何況人們是同類呢！以此推論，百獸能聞樂起舞，潭里的魚會出水聽瑟，六匹馬會昂首邊聽琴邊吃料，這些就沒有什么可以再懷疑的了。異類能由不同轉為相同，同類能由相同轉為不同，關鍵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的作用。
凡是有血氣的人，教育他們是為了能使其發生變化。三苗的百姓，有的賢良有的不賢良，堯舜使他們都變得賢良，是施恩加以教化的結果。楚國、越國的百姓，處于莊、岳之間，經過較長時間，性情變得和緩，風俗也有所改變。原來說：齊人性情和緩，秦人性情傲慢，楚人性情急燥，燕人性情憨直。從楚國和越國百姓處于莊、岳之間而改變了性情來看，齊、秦、楚、燕四國百姓，相互之間往來，長時間地大家居住相處，性情必然會改變。性惡的人，說他們心像木石一樣，木石尚且能被人利用，何況他們并不是木石呢！可見，問題在于君子的教化，這大體可以清楚了。
人有瘋癲的疾病，就會在路上又唱又哭，不知道東西南北，看不見是干是濕，感覺不到自己有病，也不曉得肚子是餓是飽，性情已經受嚴重傷害，對其無可奈何，因為向前他沒有奔頭，后退也無所畏俱。所以國家法律不廢除負責教育的官吏，不廢除負責司法的官吏，就是要使大眾接受禮義的教化。學校教育勉勵他在前，法令禁止防范他們在后，即使有丹朱那樣的德性，也可能通過勉勵而從善。用什么來證明呢？軍隊的士兵，不是能夠容易控制的，他們的勇猛精神如果得到引導勉勵，就會視死如歸。闔廬曾經在太湖邊訓練他的士兵，叫他們都把刀口按在肩上，讓血直流到地。句踐也在他寢宮的院子里架起火訓練他的士兵，結果跳進火里死的人多得數不清。刀割，火燒都不是人性所貪圖的，由于二位君主的激勵引導，他們頃刻間也就不顧惜自己生命了。所以，軍法輕的處分是刺出血，重的處分是砍頭，就像孟賁那樣的勇士，聽到軍令也會害怕。所以，叔孫通為朝庭制定了禮儀，那些拔劍爭功的大臣，也只得遵奉朝儀甘愿屈服，起初傲慢的到后來也都恭順了，這是圣人的教化和皇帝的威嚴，使他們改變了性情。不擔心其性惡，擔心的是他們不服從圣人的教化，自以為是而因此發生禍害。
豆麥的果實與稻谷小米不同，然而吃了能消除饑餓。小人與君子是稟承的天性不同嗎？把他們與五谷相比，五谷都是為了食用，果實都能充饑但味道不一樣，人稟受的氣有厚有薄，所以德性有善有惡。兇殘的人則承受仁的氣少，而容易發怒的人則承受勇的氣多。仁氣少就兇狠而缺少仁慈，勇氣多就兇暴而沒有情誼，再加上陰陽協調和諧的氣不足，變得喜怒失常，考慮問題輕率，愚昧。行為胡亂的人，并非有意作惡而是生性如此，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氣，包容在五臟里，都具備于人體，只因稟受的氣薄而少，所以他們的操行不如善人，就像酒有的味濃有的味淡，這并非味濃味淡是由于不同釀造方法造成，而是因為酒曲的多少使它變得這樣。因此，酒味的濃淡，是同樣的酒曲釀造出來的；人性的善惡，是同一元氣形成的。從天承受的氣有多有少，所以人性有賢有愚。西門豹性情急燥，就系上皮帶以提醒自己應變得和緩些；董安于性情緩慢，就佩帶弓弦以提醒自己應變得急促些。急促與緩慢，同樣是失去中和，然而皮帶與弓弦附著在身上隨時提醒自己，使成為了性情完美的人。如果能接受系皮帶與佩弓弦的教育感化，補充上自己性情的不足，那么與西門豹，董安于齊名的就能有第三個人。破房爛屋，沒有完整的墻壁、屋檐、窗戶，于是人們指責非議。如果錢財富裕，起屋筑墻，由此遮蓋住原來的破爛，成為完備的住宅，人們就不再指責非議了。
魏國每個勞力分配無主荒田一百畝，鄴縣唯獨土地貧瘠每勞力要分配二百畝，西門豹引用漳水灌溉，使之成了肥沃的土地，每畝要收莊稼一鐘。人的本質就像鄴縣的荒田，仁義之道的教化如同漳水，讓人擔心的是不能變化，而不是擔憂人性難于引導。雒陽城中的河道里沒有水，治水工人就截斷雒河中的水，使它上漲，于是河道里有水日夜奔流，這是治水工人的功勞。這樣說來，接近君子，仁義之道就會屢次施加在你身上，孟子的母親三次搬家，大概就能證明。人聚居地方的水污濁，在野外的水清潔。同樣是一種水，來源于天邊，有的污濁，有的清潔，這是所處的環境使它這樣。南越王趙他，本來是漢朝賢良的人，被南夷的風俗所化，背叛漢朝制度，梳成椎狀發髻，兩腿伸直張開地坐著，就像天生喜歡這樣。陸賈用漢的道德勸說，又用皇帝的威嚴恐嚇，他就很快地起來坐好，從內心感到應該改悔，于是奉行漢朝制度，改稱屬國。他對于梳椎髻坐如箕，又像是天生厭惡了。前面像那樣，后面卻又像這樣。這樣說來，人還是在于教化，不單一在本性。
王充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以“天”為天道觀的最高范疇。以“氣”為核心范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