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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紫陽先生、考亭先生、滄州病叟、云谷老人、滄洲病叟、逆翁。謚文，又稱朱文公。漢族，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杰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

人物生平

年少求學
　　宋朝建炎四年（1130年）農歷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尤溪縣城水南鄭義齋館舍（今南溪書院），乳名沈郞。朱熹出生時右眼角長有七顆黑痣，排列如北斗。

　　宋朝紹興五年（1135年），五歲時，朱熹始入小學，能讀懂《孝經》，在書額題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六歲時，朱熹與群兒游玩，以指畫八卦于鄭氏館舍前沙洲上。向父親問日、問天。

　　紹興七年（1137年），朱松應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紹興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甌，臨終前把朱熹托付給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劉子羽（朱熹義父），又寫信請五夫的劉子翚（屏山）、劉勉之（白水）、胡憲（籍溪）等三位學養深厚的朋友代為教育朱熹。劉子羽視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陽樓。

　　紹興十七年（1147年），朱熹18歲，在建州鄉試中考取貢生。

　　紹興十八年（1148年）春，劉勉之將自己的女兒劉清四許配給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舉，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勅賜同進士出身。

初入仕途
　　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學于延平李侗。秋七月，朱熹至同安。以其“敦禮義、厚風俗、劾吏奸、恤民隱”的治縣之法管理縣事，排解同安、晉江兩縣械斗，整頓縣學、倡建“教思堂”，在文廟大成殿倡建“經史閣”，主張減免經總制錢。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滿罷歸。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打算重新踏上求師之路，決心拜李侗為師，因得承襲二程“洛學”的正統，奠定了朱熹以后學說的基礎。題寫的“鳶飛魚躍”四字匾額。朱熹歸自同安，不求仕進，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但當時湯思退為相，主張和議。朱熹的抗金主張沒有被采納。十一月，朝廷任朱熹為國子監武學博士。朱熹辭職不就，請祠歸崇安。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擇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長沙）訪問湖湘學派代表張栻。《東歸亂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發生水災。朱熹力勸豪民發藏粟賑饑，還向官府請貸糧食六百斛散發于民，使民不致挨餓。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舊說”之非，用“敬”和“雙修”思想重讀程顥、程頤著作，從全新角度獨創“中和新說”。這是在學術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影響十分深遠的重大事件，標志朱熹哲學思想的成熟。

寒泉著述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為母守墓，開始了長達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時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為了根本上解決百姓災年生計問題，在五夫創建“社倉”。這種做法可以減輕貧民困難，緩和社會矛盾，也減輕朝廷的施政壓力，后為許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與知縣、好友石子重講論學問于縣學。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覽其父朱松任尤溪縣尉時燕居之所“韋齋”舊址，手書“韋齋舊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廟學記》，親書“明倫堂”制匾懸掛于尤溪縣學宮正堂。從此天下學宮匾皆模此刻制懸掛。

　　宋朝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呂祖謙從浙江東陽來訪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個半月，編次《近思錄》成，史稱“寒泉之會”。五月，送呂祖謙至信州鵝湖寺（今鵝湖書院），陸九齡、陸九淵及劉清之皆來會，史稱“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直接動因是呂祖謙想利用這個機會調和朱、陸學說之間的矛盾。在學術上，朱熹認為心與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理是本體，心是認識的主體。二陸主張心與理是一回事，堅持以心來統貫主體與客體。朱熹與陸氏兄弟論辯、講學達十日之久。鵝湖之會并沒有達到雙方統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們各自對對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進一步認識，也促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

重建書院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當年適逢大旱，災害嚴重，朱熹到任后，即著手興修水利，抗災救荒，奏乞蠲免星子縣稅錢，使災民得以生活。十月，朱熹行視陂塘時，在樵夫的指點下找到白鹿洞書院的廢址。經朱熹的竭力倡導，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書院很快修復。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為白鹿洞書院殫精竭慮，不遺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請名師，充實圖書，還請皇帝勅額，賜御書。還置辦學田，供養貧窮學子，并親自訂立學規，即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規》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對教育目的、訓練綱目、學習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確的闡述和詳細的規定，它不僅成為后續中國封建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模式，而且為世界教育界矚目，成為國內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課題。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陸九淵來南康訪朱熹，相與講學白鹿洞書院。八月，時浙東大饑。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薦朱熹賑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為解救災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幾項有力措施。朱熹因在浙東劾奏前知臺州唐仲友不法，為唐之姻親王淮所嫉，浙東任職僅九個月即離任回家。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狀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與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結的事實。迫于壓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彈劾唐仲友的過程中，朱熹表現出崇高的操守和氣節。

治學勤政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歲時，才將《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四書合刊，經學史上的“四書”之名才第一次出現。之后，朱熹仍嘔心瀝血修改《四書集注》，臨終前一天朱熹還在修改《大學章句》。朱熹將《四書》定為封建士子修身的準則，《四書》構成了朱熹的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系。元朝迄至明清，《四書集注》遂長期為歷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范，成為封建科舉的標準教科書。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隱屏峰腳下創建武夷精舍，潛心著書立說，廣收門徒，聚眾講學。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與陳亮展開義利王霸辯論，力陳浙學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主張“正心”、“任選大臣”、“振舉朝綱”等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詔命朱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年），61歲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免）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經界則是他全部變革的靈魂。時值當地土地兼并之風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并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為沉重的剝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為此，朱熹提出行“經界”，即核實田畝，隨地畝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但卻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紹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長子朱塾卒。聞噩耗后，朱熹無奈以治子喪請祠。五月，朱熹遷居建陽。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為“滄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詔賜的“考亭書院”。

　　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蒲來矢起義，震動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勢驟然緊張起來。朱熹臨危受命，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賜紫章服。具有道學家傲骨、強烈憂國憂民心態的朱熹，不敢推辭朝命，欣然拜命前往赴任。五月，朱熹至潭州。此時，瑤民已敗退深山，被困溪洞。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撫的懷柔政策，遣使招降瑤民起義軍首領蒲來矢。因本次鎮壓瑤民起義是湖北、湖南兩地的共同行動，朱熹的招撫遭到了湖北帥王藺的反對，在蒲來矢押解后，王藺主張斬殺以警眾。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寧宗面懇，要求對瑤民“毋失大信”。朱熹到任后，興學校，廣教化，督吏治，敦民風。朱熹改建、擴建了位于湖南長沙岳麓山下的岳麓書院，空余時間親自到此講課，使岳麓書院成為南宋全國四大書院之一。

　　紹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九月，朱熹于行宮便殿奏事。第一札要宋寧宗正心誠意，第二札要宋寧宗讀經窮理，第三、四、五札論潭州善后事宜。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詔進講《大學》，反復強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希望通過匡正君德來限制君權的濫用，引起宋寧宗和執政韓侂胄的不滿。因此，朱熹在朝僅46日，被宋寧宗內批罷去了待制兼侍講之職。

還居建陽
　　紹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還居建陽考亭。

　　宋朝慶元二年（1196）十二月，“黨禁”正式發生。監察御史沈繼祖以捕風捉影、移花接木、顛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狀”，朝廷權貴對理學掀起了一場史所罕見的殘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黨籍的故伎，開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偽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罰。朱熹被斥之為“偽學魁首”，位列黑名單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斬朱熹以絕偽學”。朱熹以偽學罪首落職罷祠，朱子門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嚴重打擊。

　　慶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種疾病所困擾，黨禁中的朱熹終于預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臨頭的不祥預感，更加抓緊著述。

　　慶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發，病情惡化。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幾乎完全失明。朱熹卻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緊整理殘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將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統后繼有人。三月初九，71歲的朱熹在血雨腥風的“慶元黨禁”運動中去世。四方道學信徒決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舉行大規模的會葬，這又嚇壞了反道學的當權者，竟令守臣約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陽縣黃坑大林谷，參加會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

思想

教育思想
　　朱熹的長期從事講學活動，精心編撰了《四書集注》等多種教材，培養了眾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論述“小學”和“大學”教育，二是關于“朱子讀書法”。

　　論述教育
　　朱熹在總結前人教育經驗和自己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基于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認識，把一個人的教育分成“小學”和“大學”兩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階段，并提出了兩者不同的教育任務、內容和方法。朱熹認為8~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其任務是培養“圣賢坯璞”。鑒于小學兒童“智識未開”，思維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學教育的內容是“學其事”，主張兒童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具體行事，懂得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養成一定的行為習慣，學習初步的文化知識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強調先入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動，能激發興趣；以《須知》、《學規》的形式培養兒童道德行為習慣。朱熹認為15歲以后大學教育，其任務是在“坯璞”的基礎上再“加光飾”，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所需要的人才。朱熹認為，與重在“教事”的小學教育不同，大學教育內容的重點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對于大學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視自學，二是提倡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相互交流。朱熹關于小學和大學教育的見解，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鮮的內容。

　　朱子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六條，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這是由朱熹的弟子對朱熹讀書法所作的集中概括。其中循序漸進，包括三層意思：一是讀書應該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顛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謹守之”；三是不可囫圇吞棗，急于求成。熟讀精思即是讀書既要熟讀成誦，又要精于思考。虛心涵泳中的“虛心”，是指讀書時要反復咀嚼，細心玩味。切己體察強調讀書必須要見之于自己的實際行動，要身體力行。著緊用力包含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讀書必須抓緊時間，發憤忘食，反對悠悠然；二是必須精神抖擻，勇猛奮發，反對松松垮垮。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強調讀書必須精神專注，注意力高度集中。所謂“持志”，就是要樹立遠大志向，并以頑強的毅力長期堅守。“朱子讀書法”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對于讀書方法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合理的內容，值得我們借鑒。

哲學思想
　　理氣論
　　朱熹繼承周敦頤、二程，兼采釋、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范疇是“理”，或稱“道”、“太極”。朱熹所謂的理，有幾方面互相聯系的含義：①理是先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形而上者。他認為理比氣更根本，邏輯上理先于氣；同時，氣有變化的能動性，理不能離開氣。他認為萬物各有其理，而萬物之理終歸一，這就是“太極”。②理是事物的規律。③理是倫理道德的基本準則。④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朱熹又稱理為太極，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體，即總萬理的那個理。“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既包括萬物之理，萬物便可分別體現整個太極。這便是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每一個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為它存在的根據，每一個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氣是朱熹哲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個范疇。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狀、有跡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鑄成萬物的質料。天下萬物都是理和質料相統一的產物。朱熹認為理和氣的關系有主有次。理生氣并寓于氣中，理為主，為先，是第一性的，氣為客，為后，屬第二性。

　　動靜觀
　　朱熹主張理依氣而生物，并從氣展開了一分為二、動靜不息的生物運動，這便是一氣分做二氣，動的是陽，靜的是陰，又分做五氣（金、木、水、火、土），散為萬物。一分為二是從氣分化為物過程中的重要運動形態。朱熹認為由對立統一，而使事物變化無窮。他探討了事物的成因，把運動和靜止看成是一個無限連續的過程。時空的無限性又說明了動靜的無限性，動靜又是不可分的。這表現了朱熹思想的辯證法觀點。朱熹還認為動靜不但相對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統一。朱熹還論述了運動的相對穩定和顯著變動這兩種形態，他稱之為“變”與“化”。他認為漸化中滲透著頓變，頓變中滲透著漸化。漸化積累，達到頓變。

　　格物致知論
　　朱熹用《大學》“致知在格物”的命題，探討認識領域中的理論問題。在認識來源問題上，朱熹既講人生而有知的先驗論，也不否認見聞之知。他強調窮理離不得格物，即格物才能窮其理。朱熹探討了知行關系。他認為知先行后，行重知輕。從知識來源上說，知在先；從社會效果上看，行為重。而且知行互發，“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論
　　在人性論上，朱熹發揮了張載和程頤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專指理言，是至善的、完美無缺的；“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有善有不善，兩者統一在人身上，缺一則“做人不得”。與“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有聯系的，還有“道心、人心”的理論。朱熹認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來便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發而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則為善。“人心”出于形氣之私，是指饑食渴飲之類。如是，雖圣人亦不能無人心。不過圣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他認為“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既矛盾又聯結，“道心”需要通過“人心”來安頓，“道心”與“人心”還有主從關系，“人心”須聽命于“道心”。朱熹從心性說出發，探討了天理人欲問題 。他以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張。朱熹承認人們正當的物質生活欲望，反對佛教籠統地倡導無欲，他反對超過延續生存條件的物質欲望。

美學思想
　　朱熹的哲學體系中含有藝術美的理論。他認為美是給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統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內在道德的善相統一的觀點，朱熹探討了文與質、文與道的問題。認為文與質、文與道和諧統一才是完美的。朱熹還多次談到樂的問題。他把樂與禮聯系起來，貫穿了他把樂納入禮以維護統治秩序的理學根本精神。朱熹對“文”、“道”關系的解決，在哲學思辨的深度上超過了前人。他對《詩經》與《楚辭》的研究，也經常表現出敏銳的審美洞察力。

影響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后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復岳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后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 ，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盤剝，并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里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為“南閩闕里”，建陽稱為“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干、熊禾、游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后，遠在美日韓及港澳臺等海外朱子后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謁，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推崇。

文學著作

　　朱熹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薩蠻》（一）、《水調歌頭》（一）、《南鄉子》、《憶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薩蠻》（一）最有特色，該詞運用回文，每兩句互為顛倒，八句共四對，十分自然和諧，毫不牽強，而且頗有意境，構思之精巧極矣，足見晦庵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除詞外，還善作詩，《春日》和《觀書有感》是他最膾炙人口的詩作。其詞結有《晦庵詞》。

　　朱熹是劉子翚學生，他父親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許由于父、師的影響，他在道學中對文學的評價是比較公正的，也寫出過一些富于生活氣息的好詩。如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得停滯和僵化。后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 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啟發性，也并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

　　朱熹也善書法，名重一時。明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朱子繼續道統、優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

介紹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三明市尤溪縣），后隨母遷居建陽崇安縣(今武夷山市）。晚年定居建陽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學派”之稱，其游歷甚廣。南宋詩人、哲學家，教育家。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繼承了北宋程顥、程頤的理學，完成了理氣一元論的體系。

　　朱熹為紹興十八年（1148年）進士，紹興二十一年授任泉州同安主簿，紹興二十二年到任。（朱熹任同安主簿前后5年，經常往來于泉屬各地訪友求賢，尋幽攬勝。同安至泉州相距百余里，安海地處泉同之間，為必經之地,因此，朱熹往返兩地，常在安海歇息過夜。每次路過安海，則訪問朱松遺跡遺事，招集鎮中耆儒名士講論經學，對安海文風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任滿后，請求辭官，潛心理學研究，四處講學，宣揚他的“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體系，成為程（指程顥、程頤）朱學派的創始人。

紀念館

　　朱熹紀念館坐落在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文公山景區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園內，占地面積300平方米。

　　造型莊重、嚴謹的武夷山朱熹紀念館，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廡殿式大院。館內懸掛著新近書寫的匾額、楹聯，其中有不少聯文，語言精練、寓意深長，文彩斐然。

　　古樸的大門上高懸著一塊大匾，題為“朱熹紀念館”五個醒目大字。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視察時留下的墨寶，莊重、蒼勁，有書法大家的風范。

　　殿前大門兩側的草書楹聯表達了朱熹繼承和發展的深邃意義。聯曰：“接伊洛之淵源，開閩海之鄒魯”，聯文說明朱熹的理學思想已成為我國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這副楹聯懸于大門顯得端莊典雅，醒目點題。

　　大殿前有一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聯，表述了朱熹的哲學體系博大精深和儒家人生處世的規范。

　　大殿前橫匾上書寫的“學達性天”四字，字體雄渾、碩壯。這塊原為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87年為“紫陽書院”御題的匾額，其大致意思是：“學”為格物，“達”為致知，“性”為道，“天”為德，“格物致知”是朱熹認識論的核心，把道德看作天道的體現。即通過道德修養，追求“至誠”的境界，以感應天地，達到“天人合一”。

學術造詣

理學家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后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后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后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圣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辟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后，被謚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于經學注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圣人并提，稱為“朱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于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后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后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十四歲，父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于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 沖。后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 門人李侗為師。始知釋老之說為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里，致力學術，歷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為寧宗講《大學》。其余四十年過著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啟蒙》成書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于《啟蒙》前，并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啟蒙》雖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為，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并馳其功焉。《易學啟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后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于《易學啟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鑒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啟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啟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啟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于其說云。”此“同志”即蔡元定。“為書四篇”中“書”即《啟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著作研究
　　朱熹作為中國封建社會13世紀以來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他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東亞各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華人社會有著相當的影響及作用。朱熹的哲學、思想以及對朱熹著作的考證、朱熹歷史地位的評價等問題都有待展開了充分、深入的研究。
　　他的研究觸角涉及到儒家經典的所有領域。清代學者全祖望在編撰《宋元學案》時曾感慨地稱朱子是一位“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大學者。據《四庫全書》的著錄統計，朱子現存著作共25種，600余卷，總字數在2000萬字左右。這還是個十分不完全的統計，但僅僅這一組數字已極為可觀，足以樹起一座辛勤創作的思想家的穹碑。
　　除了著作的豐碩之外，朱子的著述還呈現出形式多樣化的特點。“述而不作”是從孔子即已開始的儒家傳統。所謂“述”，實質上是一種借助對儒家經典的注解和詮釋來闡發自己思想和理論的創作方式。朱子是利用這種方式構建自己理學體系最成功和最活潑的學者。他的《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等就是這一類著作中的代表。但朱子又決不是個“不作”者，他以大量嚴謹的理論著作為自己的理學大廈奠定了基石。《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等是其哲學思想的高度結晶，《通鑒綱目》、《名臣言行錄》等是其史學理論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則是他理學思想的最后集結。朱子的另一類著作，如《楚辭集注》、《韓文考異》等是對前代學術遺產的整理和研究。這一類著作不僅顯示出朱子深厚和廣博的學術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時期的學術取向。為前代理學家編纂遺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種類型。他為程頤、程顥編了《二程遺書》、《二程外書》，
　　為謝良佐編了《上蔡語錄》，還為他的父親朱松編了《韋齋集》。朱子還有一部與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錄》。這是他居喪期間在寒泉精舍為母親守墓時與呂祖謙共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的著作，共同編選而成。這是一本被稱為“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之書，亦為北宋理學之大綱，更是朱子哲學之輪廓”（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開始編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輯錄朱子不同類型和不同內容的著作以成書的現象，隨著朱子地位的不斷提高而越演越烈。清代是編集著作最盛的時期，不僅官方對此表現出濃厚興趣，民間的熱情也非常高漲，“大全”、“全書”、“類編”、“類纂”、“全集”、“大全集”之類的書層出不窮。康熙年間，大學士李光地奉敕編修的《朱子全書》，是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卻也是一部不全之書。所以，準確地說，自朱子逝世至今800年間，還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朱子全集問世。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